希腊罗马死亡哲学以来的死亡哲学的发展“圆圈”的逻辑终点，作为它们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并不只是对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的简单“回复”，而是经过对前此诸阶段死亡哲学的辩证否定或扬弃，把作为逻辑起点的中世纪的和古希腊罗马的死亡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理论层次。例如，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不只是简单地再现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而是把它改造、熔铸，使“重死”不再成为“轻生”的逻辑起点，而成为积极思考和筹划人生的逻辑起点。这就使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富于积极意义的人学内容。再如，现代死亡哲学也不只是简单地再现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对“生—死”“有—无”的中道立场，而是把它改造、熔铸，不仅使之包容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意涵，而且还把它牢固地奠定在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西方死亡哲学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永远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在它的发展道路上尽管也有回复，甚至倒退，但它却始终保持着不可遏止的前进上升的态势。尽管现代哲学家中有人对进化的观点、对历史进步的观点持有异议，但当我们从总体上如实地纵观西方死亡哲学史时还是不能不持守这样一种观点。
《西方死亡哲学》 第一部分形态矛盾统一的进程（1）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诸多死亡哲学形态矛盾统一的进程
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在于它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历史上诸死亡哲学形态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演进过程。虽然事情确如黑格尔所说：“真理只有一个”，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里，作为时代的自觉和精神本质的死亡哲学却总是以各种形态呈现出来。这些不同形态的死亡哲学多元并存，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死亡哲学的矛盾运动和基本内容。例如，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不仅有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死亡哲学，而且还有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塞涅卡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死亡哲学。这些不同形态的死亡哲学一方面从哲学路线上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它们作为西方死亡哲学起始点的哲学形态又共同具有致力于思考死亡本性这样一个理论特征，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的矛盾运动和基本内容。再如，在近代，不仅存在着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所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死亡哲学，而且还存在着由伽森狄、狄德罗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死亡哲学，它们对“不死信仰”的态度很不相同；前者宣扬对不死信仰的理性证明，后者则坚持“对不死信仰的理性否定”，然而，它们在“热恋生存”、反对中世纪神学死亡观方面却又十分接近。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构成了近代死亡哲学的矛盾运动和基本内容。
在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这四个基本特征中，第四个特征是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因为正是同一时代诸死亡哲学形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和矛盾运动，推动着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使死亡哲学史成为一个包含诸阶段于自身内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进程。如果离开了同一时代诸死亡哲学形态的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运动，我们就既不足以揭示死亡哲学前进运动的内在动力和逻辑必然性，也不足以说明死亡哲学史何以能够成为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例如，如果不揭示赫拉克利特同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同柏拉图、伊壁鸠鲁同塞涅卡死亡哲学路线的多样性的统一及其矛盾运动，我们就既不足以说明古希腊罗马时期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也不足以说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死亡哲学何以要让位于中世纪的死亡哲学，同样地，如果不揭示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同伽森狄和狄德罗死亡哲学的多样性的统一和矛盾运动，我们就不足以说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死亡哲学的产生，也不足以说明近代死亡哲学何以会过渡到现代死亡哲学。
通过对西方死亡哲学的“动态”考察，通过对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上述基本特征的考察，于是，我们发现，西方死亡哲学原本是一个基于历史上诸死亡哲学形态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演进过程，一个包含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一个不可遏止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对西方死亡哲学的辩证理解，达到了西方死亡哲学概念的一个中心点，即西方死亡哲学永远是一个过程，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从这样一个中心点出发，我们对西方死亡哲学就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视界，对西方死亡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观念。
《西方死亡哲学》 第一部分形态矛盾统一的进程（2）
首先，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心点出发，就会看到西方死亡哲学虽然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东西一样，其发展始终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着大体的同步性，并受到后者的制约，然而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逻辑必然性。
其次，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在先阶段的死亡哲学是晚近阶段的死亡哲学的必要准备，晚近阶段的死亡哲学是在先阶段的死亡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一些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标榜反传统，标榜同传统哲学彻底决裂，但是，现代西方死亡哲学的脉络里却依然流淌着传统哲学的血液。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并不站在历史和传统之外，他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时代精神鼓舞下选择传统、改造传统，并在这种选择和改造中构建新的哲学传统。诚然，从整体上看，现代死亡哲学比传统死亡哲学视界要远大些，内容要深刻些，但是，如果没有古希腊罗马人对死亡及其本性的“诧异”和思考，没有中世纪和近代西方人对潜存于古代死亡哲学中的两个基本环节——死亡和生存的依次强调和发挥（虽然是被片面地强调和发挥了），现代西方人要达到对死亡的这样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次，如果我们从西方死亡哲学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这样一个中心观念出发，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死亡哲学或死亡哲学史并不是个死人的王国或“死人的战场”，并不是对于已过去了的、埋葬在地下的、腐朽了的事物的知识，它所研究的是西方死亡哲学发展过程中永远是必然的、不死的东西。例如，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虽然遭到中世纪和近代死亡哲学的“否定”，但它所内蕴的相对平衡和相对稳定的“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却是否定和推翻不了的，因而终于在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中以更为明确、更为充分的形式再现出来了。再如，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虽然遭到近代死亡哲学的“否定”，但它于几个世纪之后却又以一种更为积极、更为昂扬的形式出现在现代死亡哲学中了。昭示每一历史形式的死亡哲学中必然的与不死的内容，是西方死亡哲学或西方死亡哲学史的基本使命。
最后，我们还可以由此而看到：从西方死亡哲学史的总体讲，最初出现的死亡哲学是比较贫乏、比较抽象的死亡哲学，而后出现的死亡哲学则较为丰富、具体和深刻，最晚近的死亡哲学则是内容更丰富、更具体和更深刻的死亡哲学，它应当是整个西方死亡哲学历史的一面镜子。这里所谓晚近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认为凡是时间上在后的死亡哲学都是内容较丰富、具体和深刻的哲学。这里所说的晚近的死亡哲学仅仅涵指那些堪称对其所在比较晚近的时代的自觉和实质知识的死亡哲学。
综上所述，西方死亡哲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死亡哲学一样，从本质和总体上看，是一个基于内在矛盾的、与西方社会和西方哲学发展大体同步的、包含诸多形态和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它永远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那种把西方死亡哲学理解为一尊不动的石像的观点是机械主义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至于有些人把古代西方死亡哲学推崇为西方死亡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把西方死亡哲学史理解为渐次倒退的历史，对“世人不古”大加抨击，大可视之为“忧天”的“杞人”！
《西方死亡哲学》 第一部分作“动态”的考察
作为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一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
在对西方死亡哲学作“动态”的考察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作为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也是现代西方死亡哲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对现代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社会亦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却一直是西方死亡哲学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些人根本不承认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另一些人则对它在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中的地位缺乏应有的估计。许多西方死亡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不置一词，以沉默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轻蔑，有些人甚至公开谴责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死亡问题。例如西方学者亚历山大·科耶夫在其《〈黑格尔著作选集〉导论》中，一方面以赞赏的口吻宣布“黑格尔的辩证法或人类学—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死亡哲学”，另一方面又咬定海德格尔着手处理了黑格尔的有关死亡的问题，但却忽视了有关斗争和工作的补充性题目；相反，马克思着手处理了斗争和工作问题，但却忽略了死亡问题AlexandreKojeve。IntroductionàlaLecturedeHegel。5thed。Paris：Gallimard；1947。p。573。即便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也在不深究马克思主义死亡哲学的情况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存在和成就。例如，波兰和东欧现代哲学界的重要人物亚当·沙夫在他的《人的哲学》一书中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专一地集中在伟大的社会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上”，根本不考虑死亡问题并对之表示“蔑视”亚当·沙夫。人的哲学。1962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33～34。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现代西方其他著名哲学家一样，也十分注重死亡问题。例如，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甚至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类牺牲自己”这一激进的死亡原则，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又提出著名的“辩证法是死”的观点。至于恩格斯，不仅和马克思一样，从形而上学和历史科学的角度，站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考察了一般死亡问题，尤其是非自然死亡问题，而且还特别地从自然科学（例如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考察了自然死亡问题，提出了“生就意味着死”这一洋溢着唯物辩证精神的命题。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对死亡作过多层面的哲学思考，则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之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理论和哲学事业看，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它的根本内容所决定的。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作为一种死亡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死亡哲学，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因而也就势必要构成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一个理论重心。
人的有死性与不朽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的辩证联结，个体生命（小我）的有限性与群体生命（大我）的无限性的辩证联结，个体死亡价值与人类社会发展走向和人类解放大业的辩证联结，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基本内容，然而有谁能说这些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呢？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还在于它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意义。在马克思的眼里，死亡问题既是一个同他的哲学的否定、批判和革命的性质紧密地关联着的问题，又是一个同他的哲学的批判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即共产主义社会或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大同世界”）的实践性质紧密关联的问题；而在恩格斯的眼里，生死的辩证关联问题（即他所谓“生就意味着死”）就是一个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灵魂不死学说、“铲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的问题，他在晚年回顾他和马克思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时，又把用为人类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思想教育和武装群众，使群众自己明白“为什么流血牺牲”看做他们的一项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607。凡此种种，都在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是不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的。
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现代西方死亡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倒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以来已经在西方和世界上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并对现代西方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西方现代死亡哲学诸流派中唯一一个把现代无产阶级这一我们时代的上升阶级和居主导地位的阶级看做自己“物质武器”的死亡哲学。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正是从这样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宣布为“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的。在萨特看来，所谓哲学，不是别的，就是体现一个时代的“上升”阶级的东西，它是统一它所在时代一切认识，培养所在时代各种思想的土壤。它在那个时代里，有着推动政治、左右社会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