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奈死于1911年，享年54岁，他没有能够活到看见自己的胜利的一天，可是，如果他果真活到了这一天，他可能会很悲伤地发现，他的这个标准虽然已经在许多国家采用了，可在法国却既不受欢迎，也没有被采用。只是到20年代才在法国进入使用中，而且还是一位法国社会工作者从美国带回来的。比奈本人直到1971年才开始在法国国内受到尊敬，这年，人们终于在他实行心理迟钝儿童实验教育法的那所学校举行了一个仪式，纪念他和西蒙。
测验狂潮
智力测验采用的速度之快，热情之高，没有哪个地方能跟在美国相比。而且相当有理由。美国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结构，对能掌握复杂技术工作的工人的需求在不断快速地增长，由行为不良者、穷人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百上千万教育不足和看上去像半原始人的移民蜂拥而入，一种能评估人的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可以为社会领导者们提供一条从混乱中理出秩序的办法。
可是，虽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他们的智力是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的，可是，美国大部分心理测试倡导者们都接受了高尔顿的立场，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人的智力因而是不可改变的。他们把心理测量当作一种手段，让社会借以将其成员分配到适合他们天生能力的一些学校和工种上，并作为一种诊断手段，用以分辨那些应该限制其繁殖以免将其缺陷传递下去的人。
亨利·哥达德就是持这种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1865－1957）是位强有力而生机活泼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学接受过培训，当时，G·斯坦雷·黑尔（冯特的早期弟子之一）是心理学系的主任，他是位坚定的遗传论者。哥达德吸收了遗传学观点，1906年他成为新泽西葡萄园研究基地——“心理迟钝者培训学校”的校长时，在他看来，一切都在身边确切地证实了。许多心理迟钝者不仅行动有问题，他们看上去也是天生有毛病的。哥达德甚至提出假设说，心理缺陷是因为某个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不过，他的确看出，葡萄园的孩子们的缺陷并非都在同一个程度上，因此，为了确定什么样的训练对某个孩子特别适合，他需要有一种办法来测量每个人的心理能力水平。有一阵子，他试图使用卡特尔的人体测验试验，可是没有成功。然后，在去法国的一次旅行中，他得知有1908年版的比奈…西蒙标准，认识到它的长处后，他立即将它翻译成英语，除了将一些法国文化上面的事例用美国事例替代外，他没有做任何修改。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西蒙标准来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想法让培训学校的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了测试。他的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童中，智力得分有很大的一些差距，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间，情形也是差不多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正常水平。
这就促使他开始了一项活动，要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使他们分流至特别班级；他还开始给一些教师讲课，宣传比奈…西蒙标准的用法，并向全美国的同行们散发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在6年时间内，比奈…西蒙标准就在许多公校里开始使用了，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师们根据这个标准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在许多机构里得到使用，以测验“心理缺陷”，在教养院和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上使用，以改善对被管治者和犯人相应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者对社会不是个威胁，他说，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可是，“高级缺陷者”或者痴愚者（这个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或者罪犯，而且同样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过这个问题，他说，许多罪犯，大部分是嗜酒者和妓女，还有“所有那些不能使自己适应其环境，不能信守社会传统或者按感官需要行动的人”，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这些说法一方面是根据比奈…西蒙标准来的，还有他自己对美国内战时期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人与一个弱智的吧女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妇女，并与她生了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跟这两位妇女的好几百名后裔，直到本世纪初为止。哥达德报告说，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妇女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开其它方面不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经过，或者可能进行过测试的，所说的大部分例子里面的智力问题都是仅凭长相或者二手报告及谣传。另外，哥达德说，两边的孩子们生长的环境都大致相同，可现存的信息（比如两边孩子们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当时（1912年）及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有力的证据，证明智力能力的基因传递——哥达德实际上用了“好血”和“坏血”——及其社会后果。
哥达德得出的比西氏数据及其有关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引导他采取了一个比高尔顿严重得多的立场：“非常清楚，弱智者不应该允许其结婚，或者成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以实行，很明显，社会的智力部分应该强化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的一次会议很快延伸到了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障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它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27个州都颁布了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心理和社会“有毛病”的人都在接下来的30年内实施了绝育手术——光在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近10000人。可是，到60年代，一方面，对不适生存者强行实施绝育手术看上去与纳粹暴行无异，另一方面，对心理和社会能力缺乏的环境解释占了主导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呼吁立法机关批准新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积极地呼吁采用比西氏标准，并带来了实施的结果。从世纪之交开始，移民一直就在向美国倾入。许多人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落后的人，这就在美国引起耽心，怕这个国家会因为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的人”而出现问题。此前，国会早已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进入美国，在每天到达的数千申请者中，移民官员拒签约十分之一，可是，还是认为有可能通过别的渠道悄悄溜进来一些。1913年，美国移民局长官请哥达德研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来。哥达德和其他几位助手挑出一些从外表上看去有点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过翻译让他们做比西氏标准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因此，工作一周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在此使用简洁的“心理学方法”，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1913年，拒签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上升一半。
哥达德1914年继续在艾利岛工作了几个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本人都有些怀疑了。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再把数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范围内。这些发现，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影响国会于1924年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控制移民法，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到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他虽然接受了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但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感觉到，他可以纠正这个标准，并使之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和其他许多同意智力遗传主义论调的人一样，特曼相信，有一种对这种方法的社会需要。他还看到了科学对此的需要：尽管他是位遗传论者，但他说，只有当非常完善的智力测试法进入广泛使用之后，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才会弄清楚，因此，他对比西氏标准做了重大修改，亦既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智力遗传说；他是印第安那一个农家14个孩子中的第12个，其成员或者在其两边的祖辈当中，都没有几个属于某个高级职位或者上过大学的人。可是，当他10岁的时候，一个巡回书贩子一边卖给特曼家一本论颅相学的书，一边摸着这个男孩子的头，并宣称他是旷世奇才。这件事可能促使特曼执着地相信先天论，他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很大的经济困难，他还是想法从一个乡村学校读到了正常的学校，再到大学，最终通过一份奖学金读到了克拉克大学，1905年在这里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他是一位确信不疑的遗传论者，也是高尔顿法的赞扬者。
在斯坦福大学，他在教育系呆了几年，然后成了系主任。在漫长和不简单的生涯中，特曼把这个系变成了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对有天赋的儿童进行了一项受人尊敬的长期研究，并对婚后幸福的心理学因素进行了古典式的研究。可是，他在心理学上出名的主要原因，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和对美国生活产生的最大影响，却是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与比西氏标准的经历，哪怕是在其1911年版时，使他相信，在较上层的心理水平上测试项目太少了，高级和低级阶段的许多测试顺序都放错了位置，而给予和解释试题的正确步骤也没有严格定义。在8位同事和许多公共学校教师的帮助下，他用旧法进行了试验，然后又设计了40道新题（从这套题目中选取了27题，再从别的来源选取了9题，共同形成最后的系列），让1700名正常儿童、200名心理迟钝儿童和聪明儿童及400名成人参与了测试。最后的标准即斯坦福…比奈标准由90道题构成；适用于3－5岁的儿童的那些题需要约半小时完成，为较大年纪的测试组设计的题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成人水平需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任何年龄组的孩子做每套题的成绩是另一组的成绩对比而分成好坏；对于一个年龄组的孩子太容易的题会移到更小的年龄组，太难的就移到后面去。为了让整个标准平衡起来，再加上较高和较低段的试题。测试结果与教师与同一些孩子的智力评判相比较，比较方法采用皮尔逊相关关系法；整体的相关系数为0．48，或者稍高一点，这样就使该标准有效。如果教师在评估这些孩子的智力时，没有考虑到有些孩子比同班孩子年龄小些或者大些，相关系数可能会再高一些。
这次修改最有价值的是，整个标准比比西氏或者哥达德…比奈…西蒙法更为“标准些”。也就是说，分数以结果为标准，这些结果是用正常儿童、心理迟钝儿童和优秀儿童以及成人的较大标准抽样中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孩子或者成人如果得到100分，则他就是个一般的考生；得了130或者更高分的孩子比总的人口水平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更聪明些，而得了7O分或者低于这个分数的人，就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稍笨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以下级别：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者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水平
110－120：较高智力水平
90－110：正常或者平均智力
80－90：较木讷，很少能判定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时候分类为木讷型，经常作为低能儿对待
低于70：肯定是低能儿
特曼是位文质彬彬和软心肠的绅士，他对这套新标准的使用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
在我们接受了智力测试给我们的教训之后，就不该再去责备心理有缺陷的工人们工作不得力了，也不应该去惩罚智力欠佳的孩子们学习不专心了，更不该去囚禁或者吊死心理有缺陷的罪犯了，因为他们缺那份智力来掌握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
如果说斯坦福－比奈标准没有能够将这些恳请变成现实的话，很幸运的是，它也没有能够将特曼将它用作优生学办法的想法变成现实：
可以放心地预测，在最近的将来，智力测试将会把成千上万的……高级低能儿置于社会的看管和保护之下。最终，它就会得出一个美妙的结果，使低能者不会继续繁殖下去，也杜绝了庞大数量的犯罪、赤贫和工业低效率。
出版于1916的斯坦福－比奈标准立即成为，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是，测量智力的标准试题。后来，它还在一系列学校、预习学校、大学及各种机构里成为低能者的测试办法。可是，其影响远非仅止于此，它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影响；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法（及其后来的1937版）成了后来兴起的几乎所有智商测定法的标准。比奈、西蒙和特曼认为是构成智力的主要元素的一些特点，成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智力测验的模式；这些元素包括记忆力、语言理解力、词汇量大小、眼手协调能力、对熟悉事物的知识、判断不合理事物的能力、思想联想的速度及丰富性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特点。
后来按照斯坦福－比奈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测试，在智力测试的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
几乎所有的比奈标准版——后来到了十几种之多——都得由一位心理学家或者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一次对一个人进行测试。可是，集体测试，即受试者自己阅读试卷，然后在多重选择题上选择答案，或者在表格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