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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于无①，形成于有②，形然后数③，形而成声④，故曰神使气⑤，气就形⑥。形理如类有可类⑦。或未形而未类⑧，或同形而同类⑨，类而可班⑩，类而可识（11）。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12），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⒀，虽妙必效情⒁，核其华⒂，道者明矣⒃。非有圣心以乘聪明⒄，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⒅？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⒆，故莫贵焉⒇。
①神：精神、本质、规律、原理等一切内涵的概念性的东西，都称为神，古人概括为“道”、“理”。生于无：先天产生的，强调精神的独立性，认为它可以不依附于质而存在。②形：形体。成于有：是由看得见、摸得着的质（有）形成的。③有形体然后才有数量。即认为数是从形体（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④有形体然后才能生成声音。⑤神使气：神使用、运用、操纵气。这里气指的是声和形赖以存在的质。认为气是质，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⑥气或质依附于形，或者说以形体的形式而存在。 ⑦形理：形体之理，或说是形体的特征、事物的特征。类有可类：大都有可以分类之处。前面的“类”作大抵、大都解释；后一个“类”解释为分类，是名词的动词化。⑧神有的没有依附于形体，即没有具体化，就没有类别可分。 ⑨有的依附于同一形体，处于同一类别之中。这两句是说没有抽象的类，类是对形体性质（神）所做的区分，没有形体就没有性质，自然也没有性质的类；形体相同，性质也相同，类也自相同。⑩班：清·方苞释为别，说“类有可班者，制器而可别其度也”（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诂律书一则》）。误。班同“颁”。颁发，公诸于世，普及推广等。全句的意思是有了类的特征，就成了具体的、可资区别的东西，因而可以按特征表示出来，班之于众，而不与他物相混。（11）有类则可以识别。（12）本句述圣人识别事物的方法。即从形体，从具体的物推断没有形的“神”。⒀是认识的另一个方面。虽然认识是由具体的物（“有”）再到神，但具体的物（“有”）却是通过对“神”的理解存在于圣人的认识之中的。即只有认识了事物的类特征和“神”，事物才能被认识。⒁神理虽然微妙，仍然在具体的物中表现它的情性。这一句是说认识由有到无、由具体到抽象的根据。郭嵩焘将“情”字点入下句，亦通。 ⒂审核、研究事物的花（华）叶。⒃道：即神。⒄乘：驾驭、应用、因。⒅存天地之神：认识天地万物的本质。使它不因被混淆于他物之中而被漏失，因称为“存”。成形之情：应用于具体事物之中，使之以具体事物的情性表现出来。成，成就，作为。这还是认识的意思，能认识神与具体物的情性的连系，仿佛是使神在具体物中表现出来了。⒆欲存之者：指圣人。全句是说，谁希望认识事物的本质，本质的知识也能把他“圣人”的名子保留下来，使不致名不符实。这一句是说认识本质的重要性。⒇所以，莫此为贵也，即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指认识本质事。
太史公曰：（故）＇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①，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②，建律运历造日度③，可据而度也④。合符节⑤，通道德⑥，即从斯之谓也⑦。
旋玑玉衡：浑仪。为测天仪器。有异说，略。七政：日、月、五星。也有异说，略。全句是说，以浑仪观测天体，使日、月、五星运行谐调（整齐），即不致有与天象不合（不谐调）的错误判断。②以上诸元的相互关系，自上古以来不断加以调整。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二十八宿”与“上古”后为句号，其余为逗号。均改。③建立起相互之间的比率，以运算历法，构造起日星度数来。④可根据这些（指上句中的律、历、日度）对日月运行加以度量了。⑤使符与节相合。符，指物候。即万物随时令不同表现出的不同状貌；节，节气。⑥使各自的道德相构通。道德，指规律、品性。⑦就是指此而言。斯，比，这。这里是指“齐七政”或“建律、运历．造日度”以度日月之行等事。
历书第四
刘洪涛 译注
【说明】《历书》不在《史记》亡失的十篇之内，主要是司马迁的手笔是无疑的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如有人说它系妄人抄录《汉志》而成等，多是摘取它的一二纰漏为文，可以不论，）篇末所附《历术甲子篇》序至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至少天汉以后的部分为后人所补（一说是褚少孙所补）也没有什么疑问，与此篇有关的大约有二大问题：一、什么是太初历？二、太初元年的岁名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古今以来，聚讼纷纭，晋·司马彪《后汉书·律历志》说：“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南朝刘宋时的何承天则认为，说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是无知妄说。理由是《汉志》明明写着汉成帝时人刘歆“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后世赞成司马彪意见的人便主要从破何承天这项理由入手，不外说三统历不是刘歆所作，真正作者是邓平，刘歆是“述而不作”等等。但是《汉志》为何那样写？却回答不出。应该说，太初历是《史记》所载的《历术甲子篇》，它虽不全是司马迁原著（甚至全是伪作），却是汉代人据当时所行历法所补，最主要的理由便是元凤三年（前78）曾围绕太初历展开一场论战。三统历与《历术甲子篇》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为八十一分法（日法取81），后者则是四分法，而反对太初历的人对太初历的所有攻击都没有涉及八十一分法，这与东汉初（时行三统历）人们对汉历的指责形成鲜明对照（参见拙著《中国古代科技史》第二编一章四节。1991年3月南开出版社版）。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历书》和《汉志》都记载，太初改元诏书命太初元年岁名为甲寅，而三统历以为是丙子，《通鉴》又记为丁丑。对此也有不少人提出过各种解释，僧一行便是较早的一个，清季以来又出了一些专门著作，如收入《诂经精舍文集》中的就有三篇，此外如王元启《史记正伪》等书也有专篇论述，近现代的一些天文史家的著作中也多少涉及了这个问题。由于丁丑的岁名与今日的甲子年号相连，不易推翻；而丙子与它只差一年，赞成丁丑和丙子的人占绝大多数。对于甲寅则有的说它是古历或殷历年名，有的说它是按超辰法得出的结果，还有的直接说它与传统不合，俨然是把丁丑作为正统了。只有少数人认为甲寅是而丁丑非。理由倒也痛快，如王元启《太初改历年名辨》说：“武帝亲降诏书，不应至日甲子犹待后人核正”。这话却是不易反驳。
事实上，由于列国不同历，大约秦汉之间的岁名纷乱得很，太初历以太初上元岁名甲寅，太初元年也取为甲寅；而三统历按刘歆《世经》排定为丙子，都无不可，大可不必定作左右袒：非舍班从马，便要舍马从班，再不然就说××是后人撺乱之文。对其由来有不明处，虽不妨按孔子序《尚书》的传统，阙之可也，下面的注文仍然提出一种解释。老实说，这是不大靠得住的，能为读者提供一点点启示，于愿足矣。
上古时候，历法以孟春月作为正月。这时候冰雪开始消溶，蛰虫苏醒过来，百草萌生新芽，杜鹃鸟在原野中啼鸣。万物都长了一岁：它们从东春时降生，顺次经历夏秋四季，最后到了冬尽春分的时候。雄鸡三唱，天色黎明。以往经过了十二个月的节气，直到丑月即腊月结束，日月运行都已成周。日、月组成一个“明”字，所以才有了正月的这第一个黎明。明就是孟的意思，幽就是幼，幽明就是指雌雄。雌雄交替出现，而又与以孟春为正月的历法相符合。太阳从西边落下，自东方升起；而新月先在西方露明，从东方隐于地下。真正是既不由天，也不由人，世间事也大都是这样，所以凡事都易于破坏，难以促成了。
帝王受天命而改朝换代，对于开始必十分慎重，所以要更改历法，改变服装崇尚的颜色，推本天体运行的起始时刻，以顺承天的意旨。
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年代太远，就不必论了。黄帝时考察星度，制定历法，建立了五行序列，确立起阴阳死生消长的规律，纠正了闰月余分数值的大小，于是有了分管天地神祗和其他物类的官员，称为五官。各自掌管自己的一套，不相杂乱。所以百姓能够有所信赖，神能有灵明。民神各有所职，互相敬重，不相冒犯，所以神给百姓降下好年景，百姓以丰洁的礼品飨祭神，以致灾祸不生，养生所需，永不匮乏。
少暤氏衰落以后，诸侯九黎作乱，民神不分，群类混淆，灾祸接连发生，沴气犹不能尽。颛顼即位后，就任命南正重负责天事，所有的神祗都属他管理；任命火正黎负责地事，管理民事，使恢复以前的样子，不得相互侵扰渎乱。
后来诸侯三苗随九黎一起作乱，所以重、黎二官都不修所职，润余的排列失了次序，正月的设置也与正岁不合，摄提所指失了规律，历法与天运的次第不符。尧时重新任命重黎二氏的后人，不忘旧功，使他们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设立了羲和的官职。时刻明，度数正，就阴阳调和，风雨有节，有了兴旺景象，百姓没有夭殇疾疫。尧年老以后禅位给舜，在文祖庙中告诚舜说“为天造历的重任在尔一身”。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由此看来，造历法是帝王很为重视的事。
夏朝以正月为历正，殷朝以十二月为历正，周朝以十一月为历正。大凡三王的历正如同循环，周而复始。天下治理得好，就不会乱了次第；治理不好，连诸侯也不会执行王者的历法。
幽王、厉王以后，周朝衰微，列国大夫执国政，史官不记时日，为君者不行告朔礼，所以历算世家的子弟纷纷出走。有的分散在中原诸国，有的流入夷狄，所以祝祷祭祀的制度荒废而不能统一。周襄王二十六年有闰三月，《春秋》书中非难它置闰月不当。先王制定历法的规则是，先定历元和年、月、日等开始的时刻，再由中气纠正十二月的位置，有日月余分则归于年末。开始的时刻既定，接续下来的四时等也无错误；以中气纠正月位，百姓才不致迷惑；余分归入年末，诸事才不悖乱。
此后是战国纷争的时期，各国的目的都只在于强国胜敌，挽救危机，解决纠纷而已，那有机会顾及编制历法的事！那时候只有邹衍懂得五德终始相传，而且散布阴阳消长的分限等理论，因此而显名于诸侯。同时也由于秦灭六国，战争频繁，后来虽然做了皇帝，时日太短，也顾不上历法的事。但是秦时颇为注重推求五行胜克，自以为是得了五行中水德的祥瑞，把河改名为“德水”，岁正取为十月，五色中崇尚黑色。然而历法星度闰月余分等，未能做到更为准确一些。
汉朝兴起后，高祖说“北畤祀黑帝的事待我开始办起”，也是自认为得了水德的祥瑞。纵然是一些明习历法的人以及丞相张苍等，也都以为如此。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正着力在大的方面建纲设纪，此后高后以女子主政，都顾不及此，所以沿袭了秦朝的历法和服色。
到孝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以五德终始的理论上书，说“汉朝所得是土德，应该改变历元，更改历法，变易衣服崇尚的颜色。这样天就会降下祥瑞，有黄龙出现”。文帝将此事交给张苍处理，张苍也是习学律历的人，认为他说得不对，把事情搁了起来。此后果然有黄龙出现于成纪地区，张苍引咎降职，他打算做的制定汉历的有关论述也就不了了之。又有新垣平以善于望云气的伎艺得见天子，也对天子说了些改正历法和服色的事，很得天子信任，后来竟然作乱，所以汉文帝再也不谈改历的事。
直到今皇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测量周天各部的星宿度数；而由巴郡的落下闳运算制历，然后日辰星度得与夏历相同。于是改定年号，更改官名，封祭泰山。因而下诏书对御史说道：“过去，主管官员说星度没有测定，于是朕广泛征求、询问臣下意见，该怎样测定星度，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听说古时黄帝圣德与神灵相合，固得不死，乘龙仙去。他曾经察星名，验度数，判定五音清浊高低，确立起四时与五行的关系，建立了节气的日分余数。然而年代太远了。如今典籍缺少，礼乐废弛，朕深觉遗憾。只是朕又无力把它们补修完备。今造历者运算日分，全都与能克制水德的土德相合，如今已临近夏至，以黄钟为宫声，林钟为徵声，太蔟为商声，南吕为羽声，姑洗为角声。从此之后，节气重新得正，羽声重新成为最清音，律名等复又得到纠正，以子日作为冬至日，此后的阴阳离自合可循道而行了。已经算得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时为月朔冬至，更定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是‘焉逢摄提格’，月名是‘毕聚’，日名已算得为甲子，又算得月朔夜半时为冬至。”
历术甲子篇
太初元年，岁名是“焉逢摄提格”，月名是“毕聚”，十一月朔旦日名得甲子，夜半时为冬至节。
冬至在子时，方位为正北。
全年为十二个月
月朔无大余，无小余；
冬至无大余，无小余；
焉逢摄提格，即太初元年。
全年为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为五十四日，小余为三百四十八分；
冬至大余为五日，小余为八分；
端蒙单阏，即太初二年。
有闰月，全年为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四十八日，小余六百九十六分；
冬至大余十日，小余十六分；
游兆执徐，即太初三年。
全年为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十二日，小余六百零三分；
冬至大余十五日，小余二十四分；
强梧大荒落，即太初四年。
全年为十二个月，
月朔大余七日，小余十一分；
冬至大余二十一日，无小余；
徒维敦牂，即天汉元年。
有闰月，全年为十三个月，
月朔大余一日，小余三百五十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