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41＇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崛起。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搜上海木头 我的网易相册密码9或99，999，谷歌搜woody20000 gmail ； 百度搜吕秀莲小姐，谷歌搜：脑控，搜：上海木头 live ）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乃至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42＇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拿破仑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思维，而“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表达国家安全利益语言基本的句式，这些都是中国人需要学会掌握并专用于与持同种思维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44＇。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45＇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46＇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47＇，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8＇。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
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尔意图败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9＇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
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50＇
斯大林是一位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位在当时苏共内最懂盎格鲁…撒克逊谈判句式的人。丘吉尔是一位著名的对共产主义持死硬反对立场却不会说“共产主义”话语的政治家，但这两位人物不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们国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外，还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道理，（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搜上海木头 我的网易相册密码9或99，999，谷歌搜woody20000 gmail ； 百度搜吕秀莲小姐，谷歌搜：脑控，搜：上海木头 live ）他是在用丘吉尔熟悉的句式与丘吉尔进行谈判，结果反弄得丘吉尔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结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思维的罗斯福的认同。英、苏、美三方的利益认同对于尽早结束二战起了积极的作用。认同不仅是道义的认可，更是利益的交换。交换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前进的“恶动力”＇51＇。
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讲的既是人民聚义的故事，同时也讲的是人民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