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创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1921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即返回长沙开展党的活动。8月，他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包括古代书院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免有些夸大，但却抓住了值得注意的苗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在第三国际成立的初期，列宁所制定的东方政策比较正确，因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斯大林掌权以后，由于“苏联利益中心”作怪，片面强调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给成联盟，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鲍罗廷、罗易等执行斯大林的右倾策略，与陈独秀的右倾领导联结在一起，将军政大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招致大革命的惨重失败。
大革命失败以后，“八七”会议试图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在发言中追索原因，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未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只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并且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是第一次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观点，成为他后来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导。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初战失利。毛泽东在测阳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进攻长沙城的计划，率部进驻井冈山地区。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流露过要“学梁山泊好汉”的意向。这时候，他真的仿效中国古代绿林豪杰上山扎寨的方式，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于1928年3月，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无疑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不能忽视它的文化渊源。曾国藩当年组建湘军时，创制《爱民歌》，也提了六项注意。因全文长达五百七十字，这里单把第一条抄录于后：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毛泽东同曾国藩创建的军队性质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手订了六项注意。其第一项注意都落在门板上：一个叫“上门板”，一个叫“莫取门板”，若合符节，耐人寻味。
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前，还要求选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求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转弱为强，这更是《孙子兵法·虚实篇》“十攻其一”策略思想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
毛泽东对古代兵法和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曾经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对。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后，不但逐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清算”。他们指责毛泽东军事路线“便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蒋介石专有。”
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倾向作了长期的韧性的斗争。早在1930年，他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18个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内容相当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一切听命于斯大林，因而党内在会后更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借助马列主义的外衣，依仗共产国际作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紧接着又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仍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结合分不开的。后面我们将从“结合”的角度，就他在这一时期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作一些探讨。
九 “两论”与中国传统
（一）“两论”的由来
毛泽东在1920年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自认为颇得益于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考茨基）、《社会主义史》（刻卡朴）三本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上山打游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能读到的只有1932 年打漳州获得的几本书，即恩格斯的《反壮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经常以在莫斯科拜师读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鄙薄从硝烟烈火中磨练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为“狭隘经验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1937年1月进驻延安以后，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于是“发愤读书”，而尤究心于哲学。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以及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他都找来研读，在学习过程中还认真作了笔记。近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辑了毛泽东对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的，又占了其中六本，可见他在三十年代末期这一段攻读哲学著作之勤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儿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功夫专心读了这儿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从外边带进革命根据地的哲学新书数量有限，而渴望读到它的人却很多，因而不得不采取传阅的办法。据石仲泉考证，从毛泽东读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上就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批划和批注的笔迹。”（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2—21页）毛泽东之所以为读哲学新书而暂时中断与斯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要抓紧在限期以内读完这几本书，再传给其他人。
1936年8月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已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珂夫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出版）第三版，1937年1月进驻延安凤凰山以后又重读，许多章节批读了三遍，有的可能是四遍。前后批注多达一万两千余字。
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汀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间稍晚一些，批注的重点主要是有关认识论与辩证规律的几节，全文约两千六百多字。可以看出，读这本书时，他是更直接地为撰写“两论”作准备。
“两论”的初稿原是毛泽东1937年《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最重要的两节。毛泽东根据《提纲》，曾于1937年7—8月间向抗大前身的红大一二期学员系统他讲授哲学课。（据原抗大二期学员郭子清的回忆。引自郭子清致温济泽的信）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也说：“一九三七年，我在抗大学习，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讲课就是我所在的那个班讲授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坚持讲课。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油印讲义末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七。”时间恰恰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8 月上旬国共两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8 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哲学课至此被迫中断。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都未能讲完和整理成文。
毛泽东在撰写和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自谦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看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见《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自己虽然不很满意，但群众中的反映却很热烈。和培元是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胎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合刊，1946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的评论可谓识得此中三昧。
毛泽东读《教程》之类的有字之书，虽然在数量上赶不上在书斋里“饱学”的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但有一点过人之处，就是他曾经长期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特别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苦斗中，原已读过那本客观辩证法的“无字之书”，现在批读从苏联传来的“有字之书，一经勘破，往往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发而为讲演和文章，便具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特色，为专家学者所不及。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写作提纲和“两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既得力于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有字之书”。但除此之外，更有不容忽视的第三层，那就是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来看，“两论”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下文将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考察。
（二）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朱嘉主“知先行后”说；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批判朱煮“先知以废行”、王阳明“离行以为知”，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船山哲学，更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朱熹和王阳明尤为钦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方面强调“行动”和“奋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之有革命，有进步，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这就与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观点相当接近。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第三札》中，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也与朱熹说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有相通之处。
同时，陆象山、王阳明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对他也有相当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