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厚，时虞倾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毛泽东认为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只有“曾文正”。“文正”是清王朝加给曾国藩的谥号，此人一向崇奉孔、孟、程、朱之学，以“转移风气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在学术上虽然没有很多建树，但却善于将程朱义理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使之成为护卫纲常名教、镇压太平军的精神武器。因此，他历来被士大夫们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也反复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手抄其《求阙斋日记》。1915年4月5日，杨昌济与毛泽东谈心以后，还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个高材生的殷切期望：“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的生平和著作，写过不少批语和笔记。如《讲堂录》中，就有一些曾氏语录。还记下了曾氏《圣哲画相记》中的三十二圣哲，和曾氏所倡导的立身行事的“八本”，奉之为信条。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的信中，更极口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抱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故奉之为国学津梁。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当他把曾国藩对比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衡量时，便断言，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
（三）改造哲学与普及哲学
通过近代历史人物的对比分析，毛泽东还得出了一个结论：救国救民乃至超凡入圣之道，都须着力抓“大本大源”。而抓“大本大源”又有两层意义：第一研究哲学，探求“宇宙之真理”，掌握贯通天道与人性的“大本一原之道”。第二义是普及哲学，即“倡学”。毛泽东谓“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这是就第二义说的。又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强调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即通过研究和普及哲学来“动天下之心”，把这看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之图。
但是，毛泽东又认为各人心中所具之真理“有偏全之不同”：“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在这里，他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看作是上智下愚的分界线。上智者，“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盂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在他看来，超凡入圣的奥秘，全在于掌握“大本大源”。
我们知道，康有为一向以救世主自居，把群众看成“朴而愚”“蠢而野”“学问不进，智识不开”、“心思不发越，志意不绰胜”，难免当“亡国”之民。（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梁启超更把中国人民称为“四百兆（四亿）群盲”，把革命群众运动视为“一呼而蜂蚁集，一哄而鸟兽散，不顾大局，徒以累国。”（梁启超：《新民说·论毅力》）在康梁的思想影响下，毛泽东那时也曾把人民群众称之为“愚人”。他认为一般愚人“不得大本”，他们的眼光狭隘，行动有盲目性，“缺乏高尚之智德”。“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斗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这类愚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往往像“商货”、“土木”一般地被人“颠倒”和“播弄”。这种遭遇实在可悲可悯，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创造历史的积极力量。
青年毛泽东恳切地期待圣贤出世，担当起拯救“小人”的重任。但圣贤对待人生也有两种态度，巢父和许由离群索居，独善其身，是“出世”的态度，毛泽东坚持“入世”的态度。他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陷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他觉得圣贤不应该独善其身，而应该以慈悲为怀，尽力把广大群众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怎样解救群众的苦难呢？康梁等人的原则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康有为激烈地攻击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须以此作为殷鉴，否则一旦发生革命，就将使“中国之亡益速”；梁启超也认为法国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兽”，中国决不能走法国式的革命道路。欲救中国必
跳出康梁的窠臼。他在1916年7月25日写给萧子■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辛亥。”这表现了他对暴力革命深怀疑惧。在1917年9月22日他和张昆弟谈话时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段话表明他所赞成的是运用“批判的武器”来除旧布新，而所疑虑的是运用“武器的批判”来进行暴力革命。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康梁所提倡的“新民”、“变化民质”的路子。不过，这时候他又认为康梁只是抓住了一些枝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的办法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他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彼。”这样就超脱尘俗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了。
（四）“世界大同”与“天人合一”
大同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礼记》早就揭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降及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若“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则太平之效渐著矣。”这就使“大同世界”具有了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性质，同时也杂糅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辛亥革命以后，康氏“从枝节入手”的变法维新主张虽早已退色，但大同世界的理想却仍然具有相当魅力。所以，1917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仍然念念不忘“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该札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的“小人”“愚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对未来的“太平大同”的美好理想表现出衷心的向往。
天人合一论是一种以“有机整体”为基调的宇宙观，也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庄子曾经幻想过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他放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把自己寄托于超出形骸之外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要通过取消主观能动性，使人完全顺从自然的命运。盂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与天地同流。”同庄子的倾向性恰恰相反，他是夸大主观能动性，通过培养和发挥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来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王国也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色调。他所憧憬的“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是把天与人看成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其间了无判隔。不过，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既不像庄子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也不像孟子那样潜心于养气，而更重视其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张昆弟191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交谈的一段话，具体地揭示了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托尔斯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经在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俄国以及东方国家的形势有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已面临这样一个时期，即他们已不可能更长正是这种不安现状、决志变革的精神，至于国人，他和张昆弟都对谭嗣同与陈独秀表示钦佩。这两个人，一个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作为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衷心向慕的，正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破旧开新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量人”）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作用。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群众，把群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可以“共跻于圣域”。正是在这种圣愚可以转化的认识上，他发出了“倡学”和“普及哲学”的号召。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他认为通过普及哲学，愚人可以转化为圣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开始确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但仍十分重视倡学的作用。“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学者”通过“倡学”把哲学交给了群众，群众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这就显示了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重要契机。
第三部 成熟的范式 八 危机与选择
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面临着双重危机：几千年的封建礼制秩序因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濒临全面崩解，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重重矛盾。旧传统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不清，新潮流又夹带着污泥浊水奔涌而至。中国的出路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劳思伤神，上下求索。
任何历史转折，必然通过危机与选择来实现。困难与机遇并陈，选择便是人们对历史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方式。
（一）五四前后的变化
1918年7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便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同年8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蔡元培校长安排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虽然每月只拿得八元薪金，但所得的精神粮食却极为丰富。
北京这座拥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当时既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17年，蔡元焙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空前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积极宣扬实用主义哲学，辜鸿铭、刘师培等擎起保存国粹的旗帜，？？一时出现了“百家竟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当时对各家学说尚无定见。为了探寻真理，除了可以向图书馆长李大钊随时请益以外，他曾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与学生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毒、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都有过深浅不同的接触。为了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朱谦之有接触，同他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
1919年3月，毛泽东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后，返回湖南。旅居北京半年，使他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增强了政治积极性。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愈来愈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毛泽东在湖南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来响应。“六三”以后，他又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为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较广泛的基础。
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运动，而且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运动纵深发展，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传播革命思想。1919年7月，湖南学生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封闭，但毛泽东却采用不同形式，先后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同毛泽东在五四前期的著作比较起来，《湘江评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以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德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他还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描绘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硅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