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 月8 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1966 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是不攻自破？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将这封信转发全党，并在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个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又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按毛泽东的意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主要讲如何破旧，即摧毁已经变“修”了的上层建筑，“砸烂旧世界”。《五七指示》则主要讲如何立新，即展露“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由来已久。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作过写意的描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胆实验。这一次的《五七指示》，在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发出，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1958 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些，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丈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十分明显，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村社的人们共同进行同一种劳动，当时只有按性别、年龄进行的自然分工，而没有专业殊途的社会分工。后来随着金属工具的制造及其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由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大、中、小学；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构架，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到《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只有工、农、兵、学，抽掉了商业一行。虽只一字之减，但关系重大。
“大跃进”升温时，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降温时又说过，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但是，经过60年代关于反修防修的反复思索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是一个消灭了商品的、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从《指示》发表，一直到离开人世，他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出现过反复。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和“文革”受挫之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44页。）他对“文革”没有能彻底“砸烂旧世界”和重新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新世界”感到深深的遗憾。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表明，“文革”在实践中遭受惨重失败之后，他仍然执著地追求最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并从这种理想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很深的误解，乃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比《五七指示》更具理论色彩，但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不复像发出《指示》时那样充满信心了。
活动的时间长达60年。他的著作等身，而最集中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莫如：早年的新村计划；发动公社化运动时写的《（张鲁传）批语》；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将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是贯串始终的一根红线。
“大同”理想的经济背景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理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就作过经典式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干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的作者，假借孔子的名义，依据古代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但后来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战乱。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小康”之世的圣人。
《礼运篇》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口号。特别是康有为还在《注札运》的基础上撰著《大同书》，详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消灭了家庭，婚恋绝对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独立。由社会设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和养老院及各级学校，来解决人们从幼到老的生活、医疗和受教育等问题。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实行公农、公工、公商，为全社会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是一个公产的、“无有阶级”的社会。消灭了国家，撤销了法庭、监狱和军队，“大同公政府”由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