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性质的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批评资产阶级需要抓典型，毛泽东首先抓到的典型就是《武训传》。由最高领导人发话，各级组织层层传达贯彻，一开始就形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由于将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因此，汹涌的批判潮流，既难免伤害一批《武训传》和武训的赞扬者；也必然要淹没一些专家学者有学术价值的批评意见。接着，又根据毛的指示，组成了包括江青在内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带着框框到山东省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并写出《武训调查记》，此调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最后得出结论，说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这个结论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一面倒的形势下，谁能道半个不字？
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与学术界很有启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将评论电影和讨论文化问题当成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却使文化艺术事业迈不开健康的步伐。此后，每逢领导要发动什么运动，也多是到文化界抓典型，然后推广开来，上升为政治运动，此风有一发不可复收之势。
继《武训传》风波之后，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一经问世，就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美谈。晚清以来，学术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简称“红学”。“红学”大体上有两派，原先着眼于影射的索隐派，称为“旧红学派”。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称为“新红学派”。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胡适影响，从考据入手，但在艺术分析上深入了一步，他是“新红学派”的佼佼者。1923年俞作《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将这部书修改、增订，于1953年更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同时，又把他在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评论汇编成册，题名《红楼梦简论》刊行。几十年来，俞氏潜心“红学”，对《红楼梦》原稿和各种版本的考证，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以及人物形象的探讨等等，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为
1954年，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突破各种困难，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俞作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来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并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除此以外，批评还涉及俞作对《红楼梦》的风格、传统性以及“色、空观念”“钗黛合一”等问题的理解，都是与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自来好读《红楼梦》。李、蓝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进红学领域，他感到十分高兴，不但细心研读，并随手在文旁划了不少圈圈、杠杠和各种记号。他在批语中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1954年10月16日，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支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与古典文学，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为新生力量撑腰打气，并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但是，在具体分析上他注意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共同性，却忽视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性，俞平伯与胡适同属“新红学派”，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适是“自叙传说”的首倡者，但俞平伯早在1923年的《红楼梦辨》中就说：“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显然有所不同。1925年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俞氏申明“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自序传这一句话”。并且说，文学创作是“经验的重构”，“既同出于经验里，又非同经验的重现”，经验在创作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这些话，表明他那时就已不赞成胡适的“自叙传”说，而且他论述文学创作与经验的关系比较客观全面，如果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有些问题都不难通过反复辩难与商榷，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但当时一经最高领导人作出归属胡适唯心派的定性判断，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就一律学术界虽然在报利上发表了连篇累犊的文章，但都形同“奉旨申斥”，调子基本一致。
通过批判《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条从文化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惯性轨迹，接下来，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便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更大高潮。这里不必一一细表。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历久不衰。一场批判过后，他还屡屡谈到《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提到《红楼梦》，显然带有一种自豪感。1962年1月，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还分析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经常讲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如何反映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
在封建时代，所谓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就是反封建的“民主性”或“人民性”。1958年，毛泽东在审订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进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对《红楼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作何理解呢？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能理解作者及书中的主人公对大观园中被奴役、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的深切同情。1961 年12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将《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他还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话，对研究《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发掘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精华，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向“左”转。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三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接着，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更具体地谈到如何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转引自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他无需乎再像1954年那样借助文学评论的形式来打开阶级斗争的缺口，缺口早已打开，他的这番红学谈话不过是阐述基本路线的辅助手段。因此，当时在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没有引起什么新的风波。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总纲或主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读？人们的视角不同，看法容或不一。毛泽东以小说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作论证，信手拈来，自然成趣。即从学术方面来说，他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只要不把他的话当作真理标准，作为“红学”一家言，何尝不好？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流传到“文革”时期，一概变成“最高指示”。特别是在1973至1974年的“评红热”中，抓住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不少人写文章计算大观园一共死了多少条人命，贾府有多少血泪帐，每天挥霍了多少银子；用“交租单”“高利贷”“吃、穿、住、行”等经济细节的罗列统计，代替了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这就引向了庸俗社会学的歧路。至于将第四回作总纲，也有相当道理。因为第四回“护官符”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环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不着意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奥秘，只是在环境上兜圈子，那就难以升堂入室。
1973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的。此说一出，梁效和大小报刊，便纷纷为此作注疏，将爱情划为禁区，硬说曹雪芹“千方百计用‘谈情’来掩盖书中描写的政治斗争”，还说这是《红楼梦》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实，借男女写君臣，借爱情写政治，原本是索隐派的故技，如此反复转悠，岂不又落入了“旧红学派”的窠臼？！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早年崇信圣贤创造历史，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等，称颂“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到晚年，他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保留着圣贤创世说的深刻影响，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却按照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们划分为贫与富、贵与贱、长者与少者、大人物与小人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积极宣扬“奴隶史观——造反有理论。”《贺新郎·读史》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他在成都会议（3月23日）上说：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历举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