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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不管你给多少，陌生人都会接受，毕竟聊胜于无。因此，一个博弈论学家可能会下结论说你应该分给陌生人很少的钱——10美元，甚至只要1美元——那样你就可以带着尽可能多的钱离开。但实际上，大多数陌生人拒绝很少的钱。比如说如果你分给陌生人10美元，你更可能一无所获而不是带走90美元，因为那个陌生人可能会仅仅为了惩罚你而拒绝你的施予，即使那样做会损失个人利益。因此，人们往往会表现得更加慷慨——拿出奖金的40％～50％给陌生人，也就是——预料到不公平的给予会被愤怒地拒绝。
这是另一个不成熟的博弈论会做出错误预测的案例，博弈论假设每个人都会追求金钱的最大化，但这在很多经济学实验中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来自普林斯顿的研究走得更远，它在陌生人考虑是否接受另一个人的施予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在这个研究中，奖金只是10美元——科学家们没有像“谁想要成为百万富翁？”那类节目中那么多的钱——但原则是一样的。如果第一个人只给出1美元或2美元，往往会被拒绝。但也并不总是这样。你可以通过观察大脑内的活动来分辨哪些人更可能接受较少的钱，哪些人更可能拒绝。
更容易拒绝低金额的人普遍表现出大脑前部一个叫做脑岛的区域（一个已知和负性情绪，包括愤怒和厌恶有关的区域）的强烈的活动。这些人的另一个脑结构——前扣带回皮质——也表现出了增强的活动。这个区域已知和监测冲突有关——在这个实验下，冲突来自于选择惩罚那个吝啬鬼还是拿走钱。“不公平的待遇……有时会使人们放弃经济上的收获以惩罚同伴的轻视。”山菲等人在《科学》期刊上这样写道。
在一篇评论中，科林·卡默热指出，山菲等人的文章展示了基本博弈论的法则如何失效——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出于私利（即获得尽量多的钱），在一个“游戏”中并非所有的玩家都如纳什均衡的基本假设那样倾其全力。但卡默热指出，行为博弈论可以不受这些假设的束缚并且仍可以很好地认识人类行为。神经经济学事业，换句话说，是将行为博弈论的理论扩展到真实生活中决策行为的有力工具。
举个例子，从蒙特格的一种类似的行为游戏，可以看到人们奇怪的经济行为。在一个这种游戏中——一个检验信任的任务——玩家1获得了20美元，他可以留一部分并将剩下的放在一个虚拟的罐子里，放进罐子的钱会翻三倍。如果玩家1留10元捐10元，罐子里的钱会变成30元。玩家2可以和玩家1平分罐里的钱或者选择独吞。
“如果你平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报答了信任。”蒙特格说。但如果你拿走29块，剩下1块，下一轮玩家1就不太可能往罐里放太多的钱。在游戏进行的任何时候，某个玩家或另一个可以选择独占全部的钱，因此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在另一个玩家这样做之前尽可能快地独占所有的钱。但实际上，人们一般会相信对方并不会那么自私——虽然相对来说有些人更信任他人，有些人更自私。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对这类游戏的结果并不感到奇怪。在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带来了“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在实验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有悖个人利益的行为。神经经济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通过磁共振成像窥视到玩家在游戏时的大脑活动。在这方面，蒙特格的实验室有着尤其精良的配备，包括一对扫描仪，分别放在观察站两侧的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当玩家们决定下步怎么做或怎样应付对方时，科学家们可以观察到电脑记录的他们的大脑活动。“你可以看到行为。你还可以倒回来看他们的意图，是留下更多的钱还是捐赠更多，”蒙特格说道，“这让我们可以把两个脑子里发生的事情相互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很棒。这是一种研究社会交互的直接明了的方法。”
然而神经经济学并不总需要扫描大脑。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神经经济学中心的主任保罗·扎克（Paul Zak）经常会用血液化验代替大脑扫描。他能将不同的经济行为和特定荷尔蒙的水平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扎克版的信任游戏中，玩家们通过电脑沟通。一个玩家从得到的10美元中分一些给另一个玩家，第二个玩家会得到三倍于这些的钱（所以如果玩家1让出5美元，玩家2将得到15美元）。这时玩家2可以接受所有的钱，也可以返还一部分给玩家1。但在这个实验中，游戏总在一轮之后就结束了。因此玩家没有为了下一轮能得到更多的钱而去赢取对方信任的动机。
因此标准的博弈论表明玩家2会留下所有的钱，返还一部分钱对他而言并无利可图。但是如果玩家1预测到事情的发展，在一开始就不会分给玩家2任何钱。不管怎样，很多玩家并不遵从原始的博弈论，而是至少会表现出一些信任，相信玩家2会公平游戏。大约一半先拿到钱的玩家选择分给玩家2一些钱（表明他们是信任型的人），四分之三得到施予的玩家会返还一部分钱（表明他们值得信任）。
在这种博弈中，有趣的还是找到个体行为差异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那些值得信任的玩家有更高水平的催产素，一种与快乐和幸福有关的荷尔蒙。很明显的，第一个玩家通过分享所得表现出的信任激起了一种正性的荷尔蒙反应。“这告诉我们人们对环境有很高的反应性，”当我在克莱蒙特访问扎克时他告诉我说，“得到正性信号的人们会发生正性快乐的荷尔蒙反应，并在他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
扎克相信信任和催产素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很多世界经济健康问题的关键。催产素和幸福感有关，人民主观幸福感越高的国家也是信任度最高的国家。信任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的一个良好指标。“信任，是经济学家已经找到的和经济增长最为相关的因素之一。”扎克说道。
第五节 人类神经经济学
神经经济学的发现并不能打动所有人，比如像那些让蒙特格感到疑惑的对大脑毫无兴趣的经济学家。从那些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神经经济学可能并不能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人们做什么，至于他们做这些时大脑的哪些部分在忙碌并不重要。
然而，神经经济学家想要的并不仅仅是对经济决策的简单描述。他们想要的是“自然法典”，是那些18世纪的思想家，比如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所找寻的对人性的科学认识。“神经经济学家们更宏伟的目标，”神经经济学家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写道，“是尝试完成早期的思想家们（特别是休谟和斯密）首先提出但未竟的研究工作：提供解释人类行为的统一理论。”
明尼苏达大学的拉切奇尼指出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一个将人类文明编成法典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来解释很多自私的个体如何很好地合作以建立起功能复杂精巧的社会。斯密的基本回答是同情心的存在——一个人明白另一个人的感受的能力。现代神经科学开始揭示同情的机制，他们发现人类脑中存在着“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当人们做一个动作或看别人做同样的动作时，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
其他神经科学研究找到了人类行为倾向以及集体和合作行为的神经基础。比如，科学家们在重复囚徒困境游戏中扫描玩家的大脑，找到了在那些更喜欢合作的玩家比“纯理性地”选择欺骗的玩家大脑中更活跃的区域。
另一个研究用信任游戏的一种变式来检验那些惩罚非合作者（留下所有的钱而不是公平地返还一些钱）的玩家的大脑。在这个游戏中，感到受骗的玩家会为欺骗者评定一份罚金（虽然他们必须以减少自己的所得为代价，他们损失了罚金的一半）。选择惩罚欺骗者的玩家大脑里和期望奖赏相关的脑区表现得尤其活跃。这表明某些人的快乐源自于对做错事的人的惩罚——他们的收益是个人的满足，而非金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早期，这些“惩罚者”扮演了对群体有利的角色，他们将不值得信任的非合作者排除在群体外，使合作者们生活得更加容易（因为这种惩罚使个人受到损失但对整个群体有利，它被称之为“利他惩罚”）。
这些研究强调了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部通用的“自然法典”所必需提供的——也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相似的行为。一些玩家更喜欢合作而另一些会选择欺骗，一些玩家比另一些人更渴望去实行惩罚。一部“自然法典”必须是能包容不同的个体行为倾向差异。人类在生活的游戏中使用混合的策略。人们并不是分子，他们看起来相像却表现得不同不是仅仅因为随机的交互。人们只是互不相同，跟着自己的节拍舞蹈。经济博弈论和神经科学的融合有助于更精确地认识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对人类社会交互的总体起作用。正是了解这些个体差异，卡默热说，将给旧的经济学流派带来变革。
“很多经济学理论使用了典型代理人模型（representative agent model）。”卡默热告诉我。在一个包含数百万人的经济系统中，很显然每个人的行为不会完全相同。也许10％是某种类型，14％是另一种类型，6％又是另外一种，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真正的混合。
“在数学上，常常很难把所有这些都合计起来，”他说，“更简单的说法是有一类人，他们的数量是一百万。然后你可以很简单地合计。”因此为了计算的简单性，经济学家们会假设世界上有几百万某种类型的人，以这类人会怎样行动作为假设。
“并非因为我们不认为人是不同的——他们当然不一样，但是那不是分析的重点，”卡默热说，“我们只是专注于某类人。但我想来自大脑和遗传学的证据都迫使我们去考虑个体差异。”
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学家很自然会想这么做。
“劳动力的专门化和分配是经济学上最核心和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卡默热说，“因此放宽一点讲，个体差异越大对经济就越好——只要人们都在做合适的工作。因此更多地了解个体差异对某些领域，比如劳动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你是否把每个工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
扎克也进行了效用计算的大脑定位研究，他指出这种研究对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进行了革命。
“在经济学中，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效用函数在个体间是很一致的，”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对此提出很多疑问。它有多稳定？个体差异有多大？为什么你更喜欢咖啡而我更喜欢茶？如果咖啡的价格翻了一番会怎样？如果你两个星期没有喝咖啡了又会怎样？你会觉得咖啡更有价值还是更没有价值？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市场上的东西如何定价，也可能影响到我们如何制定法律。”
虽然神经经济学家可能提供了认识个体行为和差异的基础，但神经经济学自己并不能提供“自然法典”，或是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阿西莫夫（Asimov）的心理史学。历史包含了各种社会交互方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下的人类集体行为的总和。为了了解人类文化，科学家们必须寻找一部“自然法典”，博弈论提供了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工具。
第六章 谢顿的解决方案——博弈论、文明和人性
利己主义者敢说各种各样的话和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
——拉罗什富科
你不需要通过博弈论去了解最后通牒游戏，通过电影你就能对它有所了解。
在经济学家设计最后通牒游戏的几十年前，就有与其十分相似的东西在1941年的电影《马尔他黑鹰》中出现过。故事场景发生在私人侦探山姆·史佩德（Sam Spade）的公寓里。史佩德（由Humphrey Bogart饰演）刚刚和罪犯卡斯帕·古特曼（Kasper Gutman） （由Sydney Greenstreet饰演）达成一笔交易。史佩德将从古特曼那里筹到1000美元并很可能分给布里吉特·欧肖尼西（Brigid O’Shaughnessy） （由Mary Astor饰演）一部分，电影中的那个荡妇。
“我想给你一句忠告，”古特曼低声对史佩德说道，“我敢打赌你准备给她些钱，但如果你打算给她的钱比她认为自己应得的钱少，你就要小心了。”古特曼知道当人在感觉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会做出消极反应。他不需要通过博弈论或脑扫描仪，就可以利用人类狡猾的天性预知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人性学研究者。
所以，为什么要为博弈论所困呢？如果无论是在真实的世界还是在实验室，你仅仅通过观察人的行为举止就能领会到人的天性的话，那么博弈论对你来说也许就只是一门多余的数学了。除此之外，当博弈论数学掺杂了经济学家的自私的理性信念，它甚至起不到正确地预测人类行为的作用。
事实上，尽管如此，博弈论与犯罪的直觉相比，还是在描述人类天性上，提供了一种更加世故和定量的工具。从正确的角度上看，最后通牒游并没有反驳博弈论，而是发扬了它。公平、信任和其他社会条件确实在人玩游戏和做经济选择时起作用。但它正说明了标准经济学中利己主义的概念太有限制性了——生活比金钱更有价值。博弈论中的数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需求，它只能说明人类为了获得自身需要应该怎样去做。
正如经济学家约尔根·魏布尔（J？rgen Weibull）所说，关于博弈论穷途末路的报道太夸张了。“某些被多次提及的博弈论解决方式——比如纳什均衡……——已经违反了实验室中的实验，”魏布尔写道。“虽然很有可能人类的行为在许多场合并不遵循这些解决方式，但是极少有实验事实上能实际为它提供证据。”
早期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