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不想评论李洪志的好坏问题，虽然我对他的陡然暴富以及在美乐不思蜀感到迷惑。我只是想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我经历的实例。
大学时一个室友，人葛的一塌糊涂，整天想的就是有人要杀他，他应如何先下手为强。后来修练法轮功，人越发的葛。整日谁都不理，冷眼看鸡虫。一日忽发奇想，要拉我们入会，在遭到拒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名言：“到时候天降大火，我会在法轮保护下，看你们在火中挣扎，号叫，我将仰天长笑的”。我想，这也许是他练法轮功的真正目的吧。
我想大多来美国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和一些基督徒打交道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是“好”得不能理解。但他们从没说过，我们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好人，相反，倒依然认为自己是罪人。我想对比一下基督徒，李洪志以及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好人中的好人的人，不应该感到脸上发烧吗？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冒牌、科学工作者与老百姓
泽 熙
近来翻了翻旧报纸，一个词老在面前晃荡，这就是“冒牌”。试举几例：
《广州日报》：三冒牌“书法家”到干休所乱写几个字索要五百元。事后查明，所谓“书法家”全是冒牌货、骗子！（04/05/1999）。开的什么玩笑？
《电脑日报》新闻：“烟花工厂”被译为“妓女工厂”。冒牌翻译的笑话？
《中国青年报》：福建惠安县先后从湖南引进四百七十一名教师，竟发现冒牌者达一百七十名之多。不仅“文凭”是假的，就连“干部档案”也是假的。岂不误人子弟？
《中国消费者报》（4月6日）：北京市场上销售的“黄花鱼”，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是冒牌货，实际上是用黄色素化了妆的“黄姑鱼”和非国产的“黄金鳍（鱼或）。如此以次充优！
《广州日报》：东莞某镇一肮脏厂房竟生产卫生巾，现场查获冒牌“护舒宝”、“安乐”等品牌价值四十万元（11/27/1997）。这般混迹市场！报道的冒牌之多，真是俯拾即是：冒牌彩电、冒牌手表、冒牌电池、冒牌皮具、冒牌影碟，冒牌手机、冒牌洗衣粉、冒牌服装、冒牌化肥，等等，有名有姓；甚至连吃的也不例外：冒牌鱼翅、麦片、茶叶、食盐、药品、烟、酒，等等，不一而足。
不知读者是否和我一样，有过切肤之痛呢？谁不愿意购得真品？面对如此众多的假冒名牌，老百姓不禁要说上一声：“道德沦丧”、“坑害消费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消费者”是否也应该提高一下识别冒牌的能力呢？
然而，科学的冒牌就更不那么容易识别了。难道科学也有冒牌？是的。不妨举一个例子：
一九九七年，索可（AlanSokal）对所谓“后现代派”发起的另一场攻势就是与比利时的同人Bricmont联合出版的《知识冒牌》一书。他们批判了法国“后现代”哲学对科学的胡言乱语：“谈论了一大堆科学理论，至多，只有一点模糊的了解”。其中列举的例证有：法国显赫心理分析大师Lacan胡乱套用数学术语；知名女士Kristeva滥用完全不理解的科学词汇来装点诗作；当代哲学家Deleuze的作品阔谈科学，其实逻辑混乱；专栏作家Baudrillard行文冗繁，夸夸其谈却没有要旨，如此等等（英国《卫报》1997年10月1日）。
书中还写道，这些“后现代”哲学家们，如Deleuze、Irigaray和Deleuze，应用的科学和数学概念，不仅别人不知所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陶醉在（科学的）词汇里，完全漠视了它们的含义。”大概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望文生义、不懂装懂之辈了。“总之，Irigaray根本不懂得物理和数学在流体力学中的性质。”对于这一类冒牌的“知识”、冒牌的“学术”和冒牌的“科学”，老百姓是否也要说上一声：“道德沦丧”、“坑害消费者”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普通“消费者”是否也具有如此的鉴别能力？恐怕不能，或许不全能。甚至连隔行的科学家也不一定可以全然识别。这就需要有人出来管“闲事”，辨别正品和赝品，保护“消费者”。
索可大概称得上是这样一位管“闲事”的科学工作者。三年前的“索可事件”，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这位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对后现代思潮的关注，来自于这股“新思潮”正把学生从莎士比亚引向流行的文化，并自称为等同于物理学的“科学研究”。游戏玩到了颠覆科学？“是可忍，孰不可忍？”索可所做的，就是貌似遵循了学术游戏的规则，以迎合后现代派的心理。他决定测试一下后现代人士那些含混不清的思维习惯：“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拴在自己的话上”。
美国人文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就是那些对科学一知半解的人纷纷跳出来指责科学的“霸道”，美其名曰“文化研究”。一九九六年，索可在颇具文化权威的《社会文本》上发表的那篇类似后现代学风的《跨越边界：通向量子重力学的转换诠释学》，不仅标题玄夸，而且煞有介事地列出了参考文献达一百多条，引文二百三十多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所谓“证明”不过是拉扯了权威人士的“名言”、胡编乱造而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网页：physics。nyu。edu。/faculty/sokal。
在索可看来，与其彻底地驳斥那些对科学的责难，不如把疑问带到“文化研究”可信度的本身。索可对科学的捍卫，以其独特的方式，暴露了后现代派的所谓“新潮”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而已。当文章付印之时，索可在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试验：“一个文化研究的领衔杂志可能会发表一篇荒谬的文章，如果这篇文章看上去还不错，并且迎合了编辑者的口味”。结果证明，《社会文本》正中圈套。一场论战不可避免，《纽约时报》则开辟论坛，引致各方俊杰纷纷加入论战。后现代派自顾不暇，出尽洋相。这就是所谓的“索可事件”。
索可对“后现代派”的讽刺和揭露似乎让人欲笑不出，我们的一些报刊不也堂而皇之地刊登过“水变油”、“气功火箭预测”和“神医治病”的“奇迹”么！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够说上一句：“道德沦丧”、“欺骗消费者”呢？精神冒牌、文化冒牌所带来的伤害也许甚大于物质冒牌导致的损害。
在今天的中国，各类思潮迭起，有人竖起了“反思”的大旗，开始历数科学的“罪状”；有的要为伪科学正名、为无限夸大的人体潜能张目。搞物理的要怀疑万有引力，搞生物的要否定进化论。他们将要承担起一场新的人文启蒙？还是鱼目混珠的冒牌？
有人要诘问俄国宇航之父齐奥科夫斯基支持心灵潜能探索岂非不懂“马列自然辩证法”？岂非对科普愚昧无知？还有的人批判了现代科学就要跑到传统文化那里去自慰，臭骂了西方科学就要到东方古籍里去寻找祖宗的荣耀，鄙视了科学方法的刻板就要在超自然的想象中寻找寄托；一些人对科学更是信口开河，较之西方的“后现代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是“真知”？还是冒牌？
对于提高“消费者”的辨别能力来讲，中国不也同样需要多一些管“闲事”的么？多几个何祚庥、方舟子这样的“好事者”，势必会减少许多购买科学的冒牌和精神冒牌的老百姓。
记得“索可事件”曾加剧了科学家对爱丁堡社会学派的批判。一些反科学的社会学者把二十世纪的科学等同于“原始的艺术”、“信仰的体系”和“文化的结构”。他们认为科学受个人价值偏见的影响而远离客观和真实，也不乏把科学类比为宗教的。美英科学家，如索可，康乃尔大学的Gottfried教授、俄亥俄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尔逊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的Wolpert教授，几乎一致谴责他们曲解或肆意歪曲科学，甚至认为他们是科学的敌人（《每日电讯》1997年4月11日）。
自现代科学开创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基本脱去了其神秘的色彩，但是对自身心灵的研究似乎依然“笼罩着一片乌云”。今天的所谓“文化研究”和“反思”大抵都在这个边缘地带，而根本无法望科学之项背。有时，科学家们出来管管“闲事”，它们恐怕就溃不成军，成不了什么气候。
西方如此，中国的科学群体和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们是否也应该对今天的古怪“思潮”作出回应呢？这也许是十二亿老百姓的企盼！
最后，也许值得一提的是挑战“新时代派”的代表人物沙根（CarlSagan）。作为康乃尔大学的天文学家，沙根曾对地球以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过科学探索。他之所以站出来反对那些所谓“外星人造访”或“外星人绑架”的报道，无不与他的专业有关，或许是出于对科学的尊重？通过分析，他认为这些“事实”不过是美国三四十年代“飞碟”科幻编造留下的后遗症，今天的“外星热”和中世纪的“巫术热”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社会舆论的怂恿或漠视加速了这类传闻的蔓延。沙根的科普作品深受读者的欢迎，如《亿万又亿万》，甚至在台湾也是脍炙人口；《魔鬼盘踞的世界：科学作为黑暗中的烛光》畅销多年。看看人们为他设计的众多网页，就知道西方人对他的敬爱。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普及）工作者？我倒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人。
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于美国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解剖真善忍
Ｗ。Ｔ
一直以来，法轮功弟子叫得最响的就是真善忍，而他们引以为豪的也是什么请愿时地上没有一片纸屑，社会风气大有好转，为国家省了很多医药费之类，却不说这究竟是多大范围内的社会改变，就是真善忍本身能成为社会的唯一准则吗，真善忍真有那么大的作用？
我曾经多次要法轮大法练习者来解释什么是真善忍，可是好像大法练习者们似乎总是闪烁其辞，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那么什么是真善忍？
真就是对人以诚，实事求是，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真理。通俗的说就是，是啥说啥。真当然是一个美好的品德，可是人世间充满了利益冲突，“真”并不能用于一切场合。举个例子，如果，当年，日本鬼子抓住了一个大法弟子，便问：“八路的有？”，大法弟子便真真的答道：“皇君，有，有，就在刘大嫂家的地道里”？“真”是一个相当对性的概念，一件事物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利益出发有不同观点和看法，很多事情并不能用真和假来衡量，就像人也不能用好人和坏人来贴标签一样。要求绝对的真只是一种思维简单的表现，而不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改观。
善就是先人后己，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利益，这当然也是一项美德，如果天下人人都善，那好极了。可是人世间，有很多利益冲突是不可能调和的。比如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虽然美国这里广大人民群众过得很好，也没有多大野心去搞什么共产主义，但这并不表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和善得很。一个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ｒｅ对一个小工人可能会同情，会资助，但那是很有限度的事，如果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工会组织，工人也不会指望非常容易的加薪。可见，绝对的善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自然界，更是如此，老虎要吃鹿，并不会想到善就松口，可鹿就此完蛋，它死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想到被吃是善举，恐怕只是后悔自己走错了路，碰见了死神。可见，善只是一个相对的道德概念，绝对的善根本就不存在。
忍在法轮大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中是最为莫名其妙的一个了。本来作为佛教中的一个修炼守则，乃是为了磨炼行者的心性，在受到诱惑，受到损害时，不动愤怒心，不动欲念，能够保持心性持恒如一，静如止水。可是将之作为社会的一个道德准则，那简直就是越俎代庖，牛头不对马嘴了。试问，面对腐败能忍吗？面对强奸犯行凶能忍吗？面对日本人的７３１细菌部队的罪行能忍吗？而实际上，法轮大法弟子，这一点也做得最糟，一万人请愿，上千人上访，围堵杂志社，如果他们不号称“忍”也罢了，这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嘛，无可厚非，可是偏偏又好称“忍”，这样子自己打自己耳光，叫人真有些于心不忍起来。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真善忍只不过是法轮大法练习者的一个美好的思维简单的，鸵鸟式的、自己也做不到的、连乌托邦也算不上的、只有李洪志才会想得到的宇宙特性而已啦。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拉着大旗做虎皮
Ｗ。Ｔ
〖其实搞政治的人所宣扬的迷信，那不是迷信〗
这里李洪志把政治明显的当成一个贬义词来用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政治政治，乃是管理天下，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其中自然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到权力斗争，然而把政治当成纯粹就是争权夺利，完全肮脏的东西则又是李洪志偏激思想的自我感觉了。搞政治的人说的迷信，有可能是迷信，有可能的确出于其一些目的需要，并非迷信。李洪志的这种以偏概全，玩概念游戏，其实贯穿于其言论的始终。而真正把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的，是谁？就是李洪志！大肆号称要以生命捍卫大法，为一篇小小的文章而包围杂志社，闹中南海，为了一个还未播送的节目大闹，又是千人出动。从历史上说，发动群众受益的从来就是少数人。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信法轮功的练习者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因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刻，中国不能乱。
而实际上，这一切是李洪志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科学还是迷信，不是由搞政治的人说了算的，而是由科学家来鉴定〗
看来李洪志还是相信科学的了！按理不应该呀，现代科学怎么可能来鉴定一个比它本身还要高得多的东西呢？李洪志认为何柞庥院士是科学痞子（好忍呀，要不忍，何院士恐怕要形神具灭了！），那么他又找了哪些科学家来鉴定呢？我们又怎么认定那些科学家不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