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
大学之魂（3）
40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萧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曾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无人信鬼，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当然，更没有被讨伐。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
术自由，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由选择。创立于1826年的“牛津协会”是牛津众多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这个协会每周举行一次辩论。题目一般预先确定，发言人各择赞成的或反对的一方，力陈己见，驳斥对方。最后进行表决，以观听众倾向。最有名的一次辩论是在1933年2月9日举行的。题目是“本会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为国王和国家去打仗”。如此怪论，经过辩论，竟以275比153票通过。当时舆论哗然，视之为青年堕落的证据。其实，当“二战”爆发后，大学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战场，为国捐躯者极多。然而，牛津对怪论的包容给了学生不受拘束地发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条件，学生得以在各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中去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砺而成熟。而众多学生社团的存在则不仅折射出学生课外生活的丰富和自由，还体现出牛津大学的一个基本的教育思想，这就是牛津大学副校长卢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谈的、也是牛津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
其他大学也有同样的风范。是自由和宽容使置身于大学中的师生去掉了心灵的桎梏，让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长；是自由和宽容，使大学具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记不清是谁曾把欧洲的中世纪喻为一条很长很长的神秘隧道，走进去的是正统基督教，走出来的却是罗马天主教。可以套用这个有趣的比喻换个说法：走进去时沉寂无声、了无生气，出来时却喧闹沸腾、摄人心魄。无疑，正是作为中世纪最重要发明物的大学，在促成这神秘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学拥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权在“无声的中世纪”孕育了使欧洲大放异彩的文艺复兴知识精英，推动了风靡全欧的新知运动；在此之后，同样是大学推动了知识向广阔领域开拓，向纵深地带挺进。即使在谎言可以任意传播，真理被当作异端搜索和镇压的专制暗夜中，大学仍是一块自由的绿洲，由这里点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烧掉谎言编织的帷幕。
在由大学展示的理想和坚守的价值中，世界主义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大学作为知识圣殿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唤和由各个大学来体现和传输的世界精神与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一种建设性关系，成为一种使觉醒中的民族精神免于狭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义狂热一再威胁人类的当代，大学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更是一副解毒剂，它突破由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树起的藩篱，注目于被种种夸大了的差异所掩盖的人类共同特性，透过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通过对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核威胁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共同命运。而大学在科学、文化领域进行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则展示了一种人类团结的可能前景。
说到大学的民主性，诚然人们也许会根据部分大学，例如牛津、剑桥曾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贵族学校而存在的事实提出异议。然而，在等级分明的中世纪欧洲，是多数大学首先突破等级的界线而面向一切有才华的人。牛津、剑桥这样的贵族大学以另一种独特方式体现出民主性，譬如，它们共同奉行的“自学、独立思考”的教育方针，校长的选举制，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决定，等等。至于前面提到的“牛津协会”辩论，其实就是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大特征的议会辩论的预演，青年学生在这类活动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最重要的是，在近几个世纪人类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大学以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
建于18世纪的格廷根大学当时在收费上就有一条规定：贵族生注册费是平民生的6倍。这种“不平等”的收费规定体现了处于专制社会中的格廷根大学禀持着一种不分贫富、人人享有平等学习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国的大学，不论它们是建于殖民地时期还是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大学致力于打破部分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致力于使学校成为扩散学问的地方。而且，大学遍布各个社区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使大学向每个公民打开了大门。而在欧洲，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学潮对欧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强有力的推动。在巴黎学潮前，欧洲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当时，苏联大学生人数3倍于欧洲共同体，美国则5倍于欧洲共同体。“五月风暴”中的大学生受正义感引导，激烈反对仅能接纳少数人进大学、导致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的法国教育制度。学潮后经过改组而大大扩展了的巴黎大学提出的教育主张是：大学应该通过教育民主化与社会不平等作斗争。还提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势群体都应有权接受大学教育。基于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欧美大学还逐渐承担起终身教育的新职能。
这些大学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们不仅有坚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并始终站在变革最前沿。
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作者简介：
萧雪慧，女，伦理学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供职于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主体的沉沦与觉醒》、《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理性人格——伏尔泰》、《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视野》、《复合人格——马基亚维利》、《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萧雪慧教育随笔》、《独钓寒江雪》等。另发表有大量学术文章以及随笔杂文等。
何谓“大学”（1）
文/郭汾阳
过去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年必读书目”，今天又在一些高校实行了。抛开鲁迅、胡适、梁启超他们争论的“语境”，在今天不仅仅是“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和“汲取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对今天的莘莘学子来说在当下世界“机器人”与“人机器”的交替运作中，“重理工，轻人文”已经积重难返，“人有病，天知否？”这已不是危言耸听的新闻了。
清晨绿阴草坪上，学子们喃喃的会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浓情诗句吗？黄昏碎石小径下，学子们切切攀谈的会是“生抑或死是一个问题”的怅惘猜想吗？对异国语言的苛求、阵阵相因陈词滥调的机械背诵、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传统方式……活生生窒息了那么鲜活跳跃的头脑。“老师呵，你说的那些书我真的一点也看不进去呢！”“老师哟，功课太重，你不要诱惑我们可好？那些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时常听到的话。初，与之辩；继，默默；终，还是我“迂”吧。你看：毕业要通过外语什么什么“级”的考试，可曾有母语的“水平考试”？求职要专业成绩外加关系党票公关面容姣好口齿伶俐，可曾瞧你终极关怀颜柳大楷诗意地栖活在大地上？
百年了，大家都在加紧做着“世纪回眸”的工作，有人说：“清华园里可读书。”有人问：“百年校庆庆什么？”有人怅怅：“过去的教授。”有人自审：“我们这是怎么了？”
大学，怎么叫“大”？蔡元培说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斯乃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北大；竺可桢说大学就是“求是”之地，“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作人原则，“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斯乃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的浙大；张伯苓说：“教育之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就人才，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才有涌出周恩来的南开；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才有水木清华大师如林的场面，这才有“通才教育”的有力支撑。这些话，睽违已久了，大概是背时的迂腐话了，可怎的新世纪的今天听起来却沁人心脾，让人缅想不已？今天的大学，可曾再有如是的磅礴大气？
大学，当然不独是大教室大图书馆大操场大食堂大实验室，它的应有之义，一是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个教育家，不单单是大会计师和大乞丐，他须有大气。
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抓着各领域的“大师”。竺校长说得好：“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是深谙吾国传统道德和彼岸民主自由思想的精魂的，且身体力行，于是一校乃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苏步青说：“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为什么？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为什么？回首今天周遭，上海王晓明愤愤：“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怯懦和无耻！”充斥着这么些人，又如何转移风气、培塑新人呢？很多人说：社会如此，学校自非世外桃源。然而他们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竺校长在抗战西迁途中，目睹时艰，有一番对学生的讲话，今天听来仍觉亲切：“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低道德之标准。切记：异日逢有作弊机会是否能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此乃现代教育试金石也。”那么，今天大学教育能算得上是成功的吗？不止一次为了“教授”们的行藏脸红、嗟叹，没有操守的人却大讲着“人文精神”，令人想起鲁迅沉痛而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不要说执著坚忍的俄国了，庶几连“过去的教授”都可望而不可及时，那实在是一种大悲悯。今天的“教授”，已非个体的沉沦，而是群体的堕落，湖南曾国藩“风俗厚薄实视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还有震顽立廉的力量吗？
大学之三，是“大学生”。校长、教授，其“大”当视其培育之大学生能称“大”否。“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者”，是宵小。工匠专能，罕能称大。竺校长标高清响：“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个“领导人才”其实绝非心存魏阙的痴想和野心，实在就是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鄙校有个好传统，每届新生入校，大门前必悬一醒目语，即竺校长当年向新生所发问：“诸位为什么来本校？”“诸位出校后将何所为？”意味深长。在他看来，以中国之贫弱，大学生之可怜人数，当仁不让须为“社会上各业之领袖”，然而“既要成为领导人才，社会栋梁，那么只是掌握一些专门知识、专门技能是不够的，应该知识广博，拥有科学头脑，做到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考，而不致于盲从”。今天很难有更多的大学生这样要求自己了。许是时代已变迁，竺校长的“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这样的民族有亡国的危险”，在今天国运昌盛时很难入耳，然而一旦有事难免不露出窘相，庶几也可以用“单向度”、“空心人”这些话称今天的大学生了。那么，他们“幸福”吗，“丰满”吗，还会把“求是”不仅限于求知的态度和方法且去定位于一个人的责任、理想、处世立身的要义吗？
大学是出知识分子的地方。从上世纪中叶有了这个称谓始，什么是“知识分子”百年来颇多歧义。以眼前的现实来说，就是指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从事脑力工作而已，像西方学者标榜其为“一些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其所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对我们尚感“奢望”，人们也乐于津津于自己绍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旱涝保收无下岗之虞但脑体倒挂囊中羞涩的小乐惠处境。“过去的校长”气局是可观的，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