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成为政治活动家，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等职），虽是英文系学生，但与燕大新闻系埃德加·斯诺、萧乾等师生关系密切。——事实上，除了杨刚，今天学界所公认的《大公报》的自由主义，正主要体现于上述这些名记者、名编辑的文字与行事之中。50年代，上述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右派”，遭受厄运，这正可反证他们思想底色中涂抹不去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
由于自5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对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会学校进行了极其激烈甚至是粗暴的批判，教会大学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一定性下再无存在空间。在《杨刚文集》、《萧乾研究资料》、《朱启平通讯集》等编辑于80年代的著作及有关回忆录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些名记者们对当年燕京母校的回忆与叙述（在唐振常先生晚年的怀人、自传等文字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篇什涉及旧年燕京），思想的影响与熏陶，被历史的忌讳抹去了可见的线索，被遮掩在粗线条的文字之下，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挖掘。
倒是在1998年北大校庆一百周年之际，出身燕大的知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在《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中说：“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50年代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这种概括，可谓是一语中的。
及至今日百年报庆之时，林放在《〈大公报〉与燕京学子情》一文中说：“回顾半个世纪多来，燕京学子和《大公报》如此密切的交往，源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体现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所向往的是公正、平等的社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王芸生授意，萧乾执笔撰写的社论《自由主义信念》一文，可谓是‘大公报人’与‘燕京学子’思想融合的体现。此文周恩来总理阅后，曾评价说：‘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时，能不感奋。’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燕京新闻系学子愿意投奔‘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大公报》忘我工作之缘由。而《大公报》也愿为这批有着同一理想追求的学子，提供为他们展示自己智慧和才能的舞台，由此，共同铸就了不解的情结。”这种论断，更是对一种历史本相客观而又确切的评说。
除了毕业生与社会服务之间的“供销”关系，燕大与《大公报》的另一种密切联系，就是许多知名《大公报》人曾到燕大任教。早在燕大新闻系创办之时，《大公报》就曾与焉。卢祺新在上述一文中语焉不详地说：“天津大公报的名发行人胡霖（政之），对燕大新闻系创设的成功，贡献极大。”30年代初，王芸生与曹谷冰等也曾到燕京登台为学子讲授新闻课程。1942年，燕大在国难中迁至成都，聘蒋荫恩讲《新闻概论》及《采访写作》，他还曾任新闻系主任一职，对重振燕大新闻系贡献极大；聘《大公报》主笔张琴南讲新闻社论、编辑学，一直到50年代初期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大成都校友会在《抗战期间迁蜀的燕京大学》一文高度评价了《大公报》人对燕大新闻系的贡献：“燕大成都时期，新闻系能够做出出色成绩，是和蒋荫恩先生的民主思想，以及他待人接物平易谦和的作风分不开的。蒋荫恩先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与才能。他始终不渝地强调新闻真实，要尊重事实，要客观公正，竭力培养学生独力思考、独立工作、千方百计采写独家新闻的坚强活动能力。”
还有一桩事也可以说反映了燕大与《大公报》关系之密切。1941年美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将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这是中国现代新闻传媒获得的最高国际性荣誉。奖状中有云：“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积极性新闻之传统……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而如前面所述，我们知道，密苏里新闻学院与燕大，有着互助合作的良好关系。
思想的关联（3）
民间性报纸与教会大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有着比其他文化机构更多的免于政治干扰的自由。这使得稀薄而可贵的自由主义因子能够得以在那样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培育。在文化剧变的现代史上，具有现代品格的媒体与高校、社团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思想关联互动型关系以激动潮流，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明显的如《新青年》与北大、《学衡》与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之间。同声相求、推波助澜的关系，使它们在一度因“王纲解纽”而相对开阔的时代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燕大与《大公报》之间的思想牵系，值得中国现代新闻史、教育史及思想史研究者深入关注。
作者简介：张国功，男，江西人，1972年生。现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编余偶尔作文。近年兴趣稍集中于近现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等。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1）
文/陈四益
复旦大学很快就要过它的百年诞辰了，好像该为它写点什么，但几次坐到电脑前，却不知从何说起。惊天动地的事，让亲历者去说更为亲切，我经历的，不过是些小事，但参之平日所闻前辈先生的讲述，似乎也还可记，因题之为“如是我闻”。
校名
大概是1958年，正逢大跃进，什么都喜欢“大办”——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教育、大搞科研……讲形势，大好；讲成绩，伟大，反正“大”总是好的。受了这种好大氛围的影响，学生中对“复旦”这个校名很感不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不是以省为名，就是以市为名，显得很大，惟独地处上海的这所综合性大学却叫“复旦大学”，一点也沾不到大上海的光。于是，要求将“复旦大学”改名为“上海大学”的呼声顿起，在学生中最为强烈。
以往，特别是1957年之后，学生中有了什么问题，总是党委出面，或劝阻，或解释，或鼓动，或批判，这一回不知为何，却把陈望道校长搬了出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望老用他那义乌官话对校名说了一番话，话不多，却充满了感情。他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现在‘光华’已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下的好。”老实说，如果不是望老，换了其他人，学生未必买账。但他老人家这样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改校名的事从此不再提起，但我们心里总还觉得“上海大学”来得响亮。后来听前辈先生说得多了，才知道望老那番话，不仅是对一个老校名的依恋，还饱含着一种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热烈情感。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只知道是《卿云歌》中的一句，但并不清楚从中摘出“复旦”二字作为校名，其中的曲折与艰辛。复旦的创办人是马相伯（名建常），他弟弟就是中文系学生都知道的中国第一部文法专著《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当时上海的学校多是外国教会主办，如“徐汇公学”就是法国教会办的。马相伯先生信教，还是法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他想要出资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清朝晚期，眼见大清国运气数将尽，列强瓜分之势已成，爱国的中国人，总想自强自立，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办自己的学校，培养救国的人才，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相伯先生的想法，得到了不少爱国青年的拥护，如后来名声很大的邵力子、于右任等，虽然都已经有了科名，也都表示要抛弃旧学，学习新知，到马先生创办的学校重新学习。于是就有了“震旦公学”的成立。邵、于等人，既是公学的学生，也受马先生之托，主持校政。“震旦”，即佛经中所谓“中国”，拉丁语的“东方”，那校名就有日出曜于东隅的意思。学校一反法国教会的办法，全用中文授课，政治倾向趋近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学校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官府和教会的双重注意，因此压迫随之。法国教会强力要把“震旦公学”收为教产，要马先生交出治校权。此举遭到教师、学生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于无奈，以马先生为首的一部分师生便毅然脱离震旦，另立门户，重新开办了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复旦公学”。马先生的破门离教，不知是否也同此有关。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先生成立校董会，特邀孙中山先生任校董会主席。过去复旦校庆是5月5日，就因为1921年的这一天，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解放后，把校庆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5月27日，有当时的理由，今天看来，实在大可不必。
光华大学的成立，与复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间较晚，是在1925年“五卅”之后。由于学生罢课，声援罢工，并为死难烈士降半旗志哀，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学生愤起抗议，宣布脱离学校，校方便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了同情，愿意收容被开除的学生。不堪忍辱的师生决定另起炉灶，在上海乡绅王省三和宁波人张寿镛等资助下，办起了光华大学。
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望道先生“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番话，才有了真切的理解。光华在院系调整中归并了，留下了复旦。一个校名，就是一段历史。而复旦这一名之立，包含了多少前辈的心血、期望、理想和为此不懈奋斗的精神。校名在，思念也在。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懂得过去，才懂得珍惜学校的荣誉。
校歌
恕我孤陋寡闻，打进学校到离开，15年间，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歌词中“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尚嫌泛泛，但后面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却大有意味，觉得有此几句，就有了复旦立校的根本。
校歌的歌词是谁作的？有人依据歌词，以为是陈寅恪，因为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这几句话，今之君子都津津乐道，以为是陈氏发明，校歌歌词精神既似，便加附会。其实，复旦的校歌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大致是20年代初，而陈寅恪这篇铭文写作的年代已经是20年代末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五四”之后，几千年的精神禁锢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独立曾是中国进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思潮，非独陈氏所有，也非复旦独有。
想到陈寅恪的原因，自然还因为他曾是复旦公学的学生。现在讲陈氏，大多只说他负籍西洋，讲学清华，以及后20年间事，对于他求学于复旦公学，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复旦自有其传统。它很少以学生中出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师曾在复旦传道授业而自夸。这是它的大气处。即如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事，又有几人知晓？更何况陈氏。一所大学，到了只是沉醉于往日光荣的时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准的自信。我希望复旦在今后也不要沾染这种庸俗的时尚，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校歌的作者，闻之于前辈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刘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之一，有《旧梦》等诗集出版。我读过他的《白屋说诗》，起先发表于徐蔚南编辑的《复旦周刊》，后来结集成书，内容主要是讲《毛诗》。在当时，那是非常解放的见解。快要一个世纪了，年轻的朋友对刘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复旦的师生，为了他那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应当记得这位校歌歌词的作者。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2）
校长
复旦的礼堂，我读书时叫“登辉堂”，是纪念校长李登辉的。现在已经改名为“相辉堂”，马相伯、李登辉，花萼相辉，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抗战时，复旦在重庆的校址，就是有“相伯堂”的。
李登辉先生字腾飞，福建人，印尼华侨。此李登辉，当然不是台湾那个现在还活着的李登辉。这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爱护学生，人格高尚的可敬的教育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大约在1913年，受马先生之请，到复旦主持校务。复旦后来的发展和李登辉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时，复旦的校址在“李公祠”，是李鸿章家的祠堂。到了北洋时期，复辟势力抬头，李家状告复旦占用家产，要收回祠堂。后来迁往今天复旦的校址，创建之功，李校长有大力焉。校舍的兴建，从最初“相辉堂”西面那三座楼（我读书时的编号是100号、200号和300号），到后来数学系的那座西式楼房（子彬院），都是在登辉先生主持下，募集爱国华侨的捐款建造的。三座楼是爱国华侨简照南等先生捐款，子彬院则是靠澳大利亚华侨的资助。学校西南角一所有飞檐的两层小楼，原是登辉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汤珮琳女士是一位医生。汤珮琳女士逝世后，登辉先生把这座小楼也捐作校产，作为校医所，为纪念汤女士，起名为珮琳院。我进校时依然如此，后来校医所搬迁，这座小楼成为经济研究所所址，好像已经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