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们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国家意志的要求。这种思想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法律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控制人的内心，而人的行为却是由思想支配的。不从思想上下手，只控制行为，是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犯罪行为的。况且，法律并不能包括现实的全部，当人们只遵循强制性的法律时，便往往会忽视内心对道德的渴求。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困惑，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懂得以上的道理后，我的烦恼少了许多，生活也轻松了不少，工作也不觉得那么紧张了，人际关系也有所改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雪域圣地喇荣。当看到许许多多纯朴、和善的僧人、居士，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笑容时，我突然就有一种超离尘世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人间佛国。
我无法透视他们的内心世界，但有一点我却能深刻感觉到，佛教确实能给人带来无穷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勇敢而快乐地面对任何困难。
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诸恶莫作的慈悲道德情怀，正是对治现代社会人心紊乱的一剂良药，对唯利是图、只知追求经济效益而严重破坏人心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种种恶行，也有较好的劝诫作用。佛教又强调与人为善，重视培养贤善人格、注重因果，这些都对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控制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佛教的作用远不止这些，佛教的伟大还在于它能彻底解决人们的无明烦恼、帮助人们摆脱六道轮回的痛苦，从而获得永远的大乐，这是任何其它宗教都无法与佛教相比的。所以我从内心觉得，佛教才真正是净化人心的甘露。
应律师说的话很有道理。在整个社会中，大至社会团体小至家庭都经常处在争执之中。但如果人们都能真正领悟佛法、调伏自相续，把佛法作为社会乃至个人行为的准则，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会就会安宁许多，人们的生活也将会过得更安详、幸福、美满。
因此，无论今生、来世，要想过宁静、安详的生活，需不需要佛法来作最根本的保障，请有识者深思之。
红蓝白的变奏
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是有学问的人；财富当中，我最心仪的是佛教的法本。智慧实实在在乃天地之精华、人伦之经纬。自古以来，凡有高尚德行之人无不对之重视有加。也正因为有如此偏好，我才得以有机缘经常与各类有学识之人交往。
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当中，他们对智慧的体认标准各有不同，像圆真这样的知识分子便情愿舍弃世间财富，舍弃世间辩聪之“智”，而接受佛法——这种他将之比拟为白色智慧的真智慧。以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部才智去希求佛法，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智者的所作所为。正如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所云：“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既然君子以“道充”为贵，那么恐怕也只有小人才会以“钱包鼓鼓”为富了。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又在四川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的圆真，在“红蓝白”的三色道路中选择了白色这条光明大道，至于他的具体上路经过，还是听我来叙述他的原话吧。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总会对身处的这个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做出一种反应。而这种认识和反应又跟自己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和大多数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一样，我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有近二十年是和校园联系起来的。对我而言，世界的绝大部分是通过校园投射反映的。纯色是校园生活的基本色调（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前），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校园生活有两个阶段、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阶段，一个是蓝色阶段。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片红色中度过的。课桌课本是各种红色运动遗留下来的装饰；雷锋、刘胡兰、董存瑞再到后来的张海迪，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典型让我们去学习；参加忆苦思甜大会；听先进人物报告……在我记忆的胶卷中，留下的都是这些关于红色的影像，每当我试图去寻找有关课堂生活的细节时，结果却总觉得一片模糊。不过也正因为红色的单纯，才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阳光灿烂。少年时代的我，应该说是一个积极向上、纯洁善良的红孩子。
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几乎同步开始运作，这一切反映在校园生活中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当时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上大学便成了每个孩子心中最高的理想。像我这样喜欢思考的孩子自然不会在学习中败下阵来，数理化就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数理化就是科学，科学在我的思维中就像蔚蓝色的深深海洋般，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顺理成章地我就上了重点高中并最终迈进了大学，而且特骄傲地选择了理工科，因为那是科学的重镇！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纯蓝色的思维方式——命题、推理、判断、论证、结论。如此做学问，以至看世界也带上了这种思维的烙印。我甚至骄傲地认为自己已掌握了认知世界最好最科学的方法，并且固执己见。那个时候佛教离我还很遥远，我甚至认为它是老太婆的迷信，是失意者的避难所，佛教与我这个现代知识青年是不搭界的。
毕业后我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工作，带着红色的热情与蓝色的理想。那时我在一家大设计院工作，整天和图纸打交道，也通过图纸，我才与社会有了真正的接触。这时，我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红色与蓝色在这个驳杂的世界里怎么是那样的脆弱不堪？靠纯色建立起来的理想和价值观第一次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当时的我不能认同金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也不赞成对物质文明的单纯追求，但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思想平台来支撑我的理念。因为单靠红色的理论去说明问题已经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有时我甚至还会遭到别人的嘲讽。我这时才不得不开始反省问题的症结所在，也许是我的知识结构出了毛病，理工科带给我的理性思维是否过于单调了，它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于是我决定重返校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课程。这次我选择的是文科，一个可以和社会广泛接触的专业——新闻传播，以弥补自己人文方面的欠缺。
记得那时开了一门课《美学研究》，它不是局限在对各种艺术形式分门别类的研究中，而是涉及到了人的生存、人的感觉以及人的情感，简单地说就是对人本身的研究。各种哲学流派和宗教问题被老师在课堂上精彩地演绎着，佛教也第一次如此正面地进入了我的思想领域。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常常忽略了对灵性维度的思考判断，只局限于眼前这个世界，“眼见为实”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判断标准。然而茫茫的宇宙、无始终的时空，人的眼界又能有多大、多远呢？面对世界，人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认知能力的大小，而不是轻易地就做出评判，在自己有限的见识下做出一些看似合理、正确、客观的结论。在我们习惯的理性与感性的平面上，宗教建立起了灵性的第三维度，单向的思维自此开始被打破了。这时想到自己以前以现代知识青年自居而轻视佛教的言行，着实让人感到幼稚可笑。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生性喜欢自由的我开始有机会游历山水，并且发狂般地喜欢上了旅游摄影，也因此而结识了许多同好。在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我发现藏区成了我的最爱。藏族人都信奉佛教，走进藏区，人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佛风振荡，处处都能看到经幡、经筒、玛尼堆，还有雪山青草喇嘛庙。雪域高原除了带给我审美的惊叹，更给了我一种心灵的震撼。那些生活在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高原的人们，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所表现出的从容自在和乐观真实，是那些在繁华都市里驾靓车、住豪宅的人们所不具备的，看来幸福的依据并不在拥有财富的多寡。
有一张脸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现在闭上眼睛，那黑黑的眼眸、白白的牙齿就清晰地浮现出来。九八年国庆，我和几个朋友出门旅游，经过火车汽车的轮番颠簸之后，我们来到了地处甘南藏区的夏河。那是我第一次端相机摄影（以前都是持傻瓜相机到此一游），面对草原、寺庙和藏胞，我那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有天上午在拉不楞寺大经堂的广场上，正当我端起相机对准经幡起劲地拍照时，突然镜中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在向我挥手。“难道不准拍？管他呢！”我装作没看见，照旧飞快地按动着快门。可那个身影还在向我招手，我只好收起相机向他走去。一张少年清纯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黑黑的眼睛、白白的牙齿，一种久违的纯真笑容挂在嘴角，并不强壮的身躯裹在红色的僧袍里，显得和谐而庄重。仿佛穿过时空隧道一般，我和他没有太多的迟疑就抓住了对方的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语言不通，可亲切自然好像是由来已久。他用生硬的英语不断地说着“I like you”，这让我分明感觉到他就是我弟弟。在我们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光亮。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你们大概是前世的兄弟吧”，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前世今生”的存在。至今，每当我看见那些红色的僧袍时便会自然地产生出亲切感。
那次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学佛的，她一路上也给我们讲些佛教知识。我们每到一处寺庙，她都必定会供养并顶礼长拜，而她转经的神情也绝不亚于那些藏族同胞。以前只知道她在学佛，但没想到她是如此的虔诚。当时她正在电台主持着一档很受欢迎的谈话节目，我想节目的成功一定或多或少跟佛教有某种渊源。
从夏河返回兰州的途中，我们乘坐的车子出了车祸。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半左右，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表明兰州城就快到了。经过大半天山路的紧张驾驶，司机的神经开始放松，而满车的乘客在长途颠簸之后也都开始打盹儿，客车在盘山路上向下快速地行驶着。突然一声巨响，时空瞬间停顿下来。等时针再开始滴答转动时，整个车厢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车内一片狼藉，哭声、喊声、呼救声响成一团。若不是依维柯车的鼻子，司机的小命就保不住了（车鼻子完全被压缩掉了）。而乘客中，有的头破血流，有的腿脚骨折，更有的昏迷不醒。在碰撞的瞬间，我的下巴也和前面的椅背亲密地接触了一下。当时我不知道伤情如何，只是拼命地捂着下巴并感到头晕目眩。很快我就双眼发黑，人也只想往下沉，而且感到恶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迷糊中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顶悄悄地灌入，渐渐地渗透到我的全身，我感到了温暖，人也开始清醒。这时，我看见我的朋友正手拿一串念珠放在我的头顶，口中还念念有词。整车人中，就我们四个伤最轻，可以说只是有些轻微的擦挂。收拾好行李后，我们很快就离开了事故现场，因为后面还有行程——塔尔寺、青海湖还在等着我们。
车祸带给我的除了惊险就是对因果的深切认识：世间万物皆因缘合和而成，事物的产生、事情的发展都有因果的关系，而这种因缘是潜在于事物背后，并不全是通常逻辑判断的因果。因果与你学佛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它对任何人都会起作用。车子发生车祸也是一种因果，全车人不同的遭遇又是各自的因果，后来我知道这跟人的宿世业力也有关系。
回成都后，我们那帮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一次，有一个朋友从色达回来，他拍的照片、讲的见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引起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轰动。我第一次听说了色达，知道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佛学院。青草起伏的山峦间，红色的小木屋呈莲花状地放射开去，这是朋友的照片上的景象，他还告诉我那些小木屋都是出家人修行的房子。我在惊叹美景的同时也想着木屋里面的故事，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去那里。从此色达就成了我们大家心中的情结。
还有一个朋友的变化并不是美景就能够说明了的。她平素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爱扎堆、好热闹，整天在娱乐场所泡来荡去，穿着光鲜。她也爱摄影，不过却是被拍摄——她是一个模特儿发烧友。她也跟着去了色达，那时的我在心里并没有把她当作朋友。从色达回来后，她居然也开始学佛了，不过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又有什么时髦不可以赶呢？起初大家都没把她当回事儿，想着这还不是三两天的事情。结果天寒地冻的春节到来时，她居然要一个人去海拔四千米的色达，她说她想去佛学院看看上师。看她毅然决然的样子恐怕是拦不下来了，我便陪她去军用商店买了手套、棉裤和大头鞋，剩下的就只有在内心祝她一路平安了。假期过后，她从色达回来，人微微胖了一点，脸上还带着高原的明显印记，精神面貌却出奇的好！这些都还只是外表的变化，真正的改变在她身上同时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她开始很少出门了，业余时间的大部分都用在修行上了。她的气质更是有了质的改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身上已有了智慧的影子。前年她又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包，用一个月时间、花了一千块钱从川藏线入藏，又从青藏线回川，程程搭邮车，遍访雪域高原的寺院。这一壮举在朋友中经常被引为佳话，她自己也把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字在《女友》上发表。一个从前你不重视的女孩，现在你不得不重新认识她。如今我们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常常交流一些佛教方面的问题，她总是带给我很多启发。
不光是施行，有关西藏的书我也会很留意。一次朋友给我推荐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真是一本好书！它用藏传佛教的知识讲述生死与临终关怀，深入浅出的行文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不愧为西藏的《神曲》。还有一本书就是后来成为我上师的丹增嘉措活佛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