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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在南京杀害无辜中国军民的人间暴行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为了纪念死难的同胞，中国政府在南京特意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的石墙上浇刻着“遇难者３０００００”字样，警示国人不忘国耻。在纪念馆的沿途还安放“鱼雷营”、“燕子矶”、“东汉门”、“雨花台”等１３块碑雕。这都是侵华日军血腥暴行的铁证。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7节 狂轰滥炸
临沂位于山东南部，地处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１日，在台儿庄大战遭到重创的日军第五师团所属国崎旅团攻陷临沂城，之后大肆烧杀，共屠杀平民３０００多人，制造了“临沂大惨案”。
狂轰滥炸
１９３８年３月初，侵华日军进逼山东临沂边境。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下，与进犯临沂的日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尔后，张、庞两军相继撤出战场，临沂遂于４月２１日失守。
日军侵占临沂城前，曾先后在城北古城村和战西大岭村制造了两起惨案。
３月下旬的一天，天刚放亮，日军如狼似虎地闯入古城村。农民王汉友一家四口躲在地瓜窖里，被日军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窖口，活活烧死。接着，日军放火烧房，农民王殿思背起被火烧伤的母亲往外逃，没跑多远，被日军用枪打死，母子双双倒在血泊中；一个躲在墙角里吓昏了的老嬷嬷，被日军拖到街上点火焚烧，老人惨叫，日军却站在一边狂笑。不到一天的时间，古城村就变成一片废墟，断垣残壁，血迹斑斑，全村被杀害６２人，有一户被杀绝。逃难的群众在渡河时，又被日军抓住数十人，用刺刀逼着脱光衣服向河里跳，谁不跳，上去就是一刺刀。除个别人死里逃生外，多数人惨死在水中，日军却在岸上狂笑。
日军进大岭村后，更是无恶不作。刘志贤母亲的嘴巴、王富德母亲的乳房被割掉，姜志敏之父及祖母等２７人被枪杀。躲在村西观音庙里的避难群众，除两人逃脱外，被日军用机枪打死４５人。全村３００多间房屋被烧光，姜志茂、赵洪义、姜志顺、张守信等四户被杀绝。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派飞机对城里狂轰滥炸，特别在城垣弃守之前的两三天内，轰炸扫射日甚一日。一枚炸弹在城内北大街路南王贞一杂货店的防空洞口爆炸，在洞内避难的男女老少３０多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闷死，无一幸免。颜家巷郁鸣漪一家，除本人逃出外，其他人全部遇难。郁本人也因忧愤过度当晚自缢身亡。西门里路南开杂货店的李润生之父被炸死在自己家中。在西门里天主堂内避难的群众被炸死炸伤３００多人，修女尤姑娘被炸得骨肉分离，糊到墙上。住在洗砚池附近的刘玉芝老人在回忆日军飞机轰炸惨状时，恨得打哆嗦，难过得想哭。她说：“俺父亲当时５２岁，就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他浑身都炸成了肉渣子，只剩下了一个头。出殡时是配上假身子安葬的。打那以后，俺母亲就领着俺姊妹三人出外逃难去了。我母亲因为死了亲人，生活又没有着落，整天哭得死去活来，连饿带病，一年以后也死去了。那次鬼子的飞机轰炸，光俺院就炸死了四口人。有个唐大娘藏在地窖子里，被炸得鼻孔窜血而惨死。还有个卖炭的，他老婆被炸没了影，后来在院子里只扒出了一条腿。有个小女孩才一岁，脑瓜子被炸得稀巴烂，一绺头发和血肉黏在一起，糊到了墙上。”
日军进城后，在大街小巷密布岗哨，架上机枪，挨户搜查，堵门截杀。日军每到一家，遇人就是一刺刀，对中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未及走脱的居民纷纷越墙，向西门里天主教堂方向寻求避难。可是，
德国神甫紧闭大门，万呼不应，走投无路的难民瞬间聚集７００之众。这时，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一面从教堂西面向难民扫射，一面在教堂以东各个路口用机枪堵截，毫无遮挡的人群纷纷倒下。
这是第一次集体大屠杀，没听说有谁逃得出去。事后用车拉了好多天，才把尸首清理干净。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8节 血泪回忆
日军在临沂城内，穷凶极恶，逢人便杀，毫不留情。日军进城的当天，发现了在城内西北坝子三个防空洞及西城墙根躲难的群众，于是，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戳杀，４８０多人全被残害。宁振芳是此次屠杀的幸存者，当时还小，才出生４８天。她全家１０口人被杀了９口，就剩下她孤零零一人。当时她全家人都藏城墙洞子里。鬼子发现后，把洞子里的人全都用刺刀刺死。她母亲穿着件大棉袄，上下挨了三刺刀。因为她身体小，正趴在母亲怀里吃奶，没有被刺着，幸亏街坊陆大爷在事后盖尸时发现她还有口气，才被救出，抱给宁孙氏大娘收养，长大成人。幸存者孙建芝是临沂城书院街人，每逢想起自己的亲人惨遭鬼子杀害的情景，就气得浑身发抖。他说：“鬼子进城时，许多人家都逃难走了，我家因老的老、小的小，只好躲到城墙洞里去。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实在渴极了，就一块出来找水喝，结果被鬼子发现，跟踪到城墙洞前。鬼子先是往里面打枪，扔手榴弹，接着又放毒气。我三舅当场被打死，三舅母被打断了腿。我的棉袄被子弹穿了好几个洞，幸亏没打着皮肉。我大舅、舅母和表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一起爬出去，结果都被鬼子刺死。当时俺们心想，与其叫鬼子杀死，还不如自己死了好。于是就一起跑到丁家园跳了井。我姥姥和姐姐是先跳进去的，都沉下去了，我和母亲是后跳的，因井底塞满了跳井的人，所以没淹死。事后，我母亲、二姐和我被救活，又躲到徐家园地窖里藏了起来。在那里，白天不敢露头，只有半夜里出来找口水喝，找些树叶、野草充饥，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就这样，俺娘仨在地窖里整整呆了１００多天。”在火神庙附近住的李树英老人回忆起日军屠杀暴行，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说：“火神庙有个地窖子，鬼子进城时，许多人都往那里跑。正跑着，有一个鬼子抓住了郑嬷嬷，要糟蹋她。俺三公爹就因为说了一声‘她老了’，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郑嬷嬷被强奸以后，也被刺死。和俺三公爹一起跑的还有两个邻居，也都被鬼子刺死。”孟庆祥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忍，每每想起当时情景，就出奇愤怒，说：“住在我屋后的马进元，鬼子来了，他往南堂医院的墙上爬，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靠我家的屋山墙，有个人叫侯祥，５０多岁，他在井台上提水，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徐老头老两口，一听到天主教堂打钟，就往东边老郑家的地窖子跑。一个炸弹扔下来，两人都被炸没了，事后发现，附近的树上挂着一个小‘纂’（即妇人的发髻）。”王建德一家和邻居老常家娘俩、老石家一家１５口，一共２０人，为了躲难，都藏在北城墙根的地洞里，天傍黑时，被鬼子看见，朝洞里打了一梭子机枪。因这个洞子是丁字形的，人躲在两边，没被打着。鬼子在外边咿哩哇啦地直叫，老石家的老头因为会说几句朝鲜话，就领着全家人出洞了。跟着鬼子出去大约两丈多远，就听着外边叫喊的没个人腔儿。过了好大一会，他家和老常家５口人一起出来，看见老石家一家人全被鬼子杀死了。李玉英家住临沂城西关书院街北马道。鬼子进城时，突然窜到她家，把她的公婆和丈夫全拉了出去。她吓得抱着刚满月的孩子钻到了床底。她怕孩子哭让鬼子听见，就用奶头塞住孩子的嘴，紧紧地搂在怀里，没想到，把孩子给活活的憋死了。她在床底下趴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见失去了孩子想自杀，没有死成，最后设法找了绳子，从西城墙上坠绳出城逃跑，才总算幸免于难。
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在临沂城的血腥大屠杀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西门里大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敌人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的防空洞中搜出２０余人，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崔家巷一户的小孩子出疹子，按中国人的惯例，门口挂红布条，日军怕“传染病”，点火将小孩活活烧死。日军搜查城隍庙东杨家园时，妇女纷纷跳井自杀，顷刻之间，死尸塞满井筒。茶棚街胡士英家的防空洞较大，藏人很多，日军堵门用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扔手榴弹，死者无数。日军走时，还在胡家大门上写着：此院死尸大有。北门里路西一老太太年过７０，卧病数月，生命垂危，全家７人围守病床，未及躲避，日军进院后将男子全部刺死，女的被迫背起病人一同跳井。城内居民凡被日军发现者均惨遭毒手。一次，日军驱赶着３０多人清扫北大寺（今东风制药厂处），干完活，说叫他们站队点名，结果被机枪点射，全部丧生，尸体被推进大湾内。
全城的幸存者寥寥无几，有的在地窖内东躲西藏多日，挣扎活命；有的白天在炉膛内藏身，深夜从城墙水道中爬出，住在南关美国医院的近百名原国民党第四十军伤员，连夜转移到郊外，多数重伤员死在医院附近的麦田里，曝尸旷野，无人敢收。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城西疯狂屠杀十余日后还嫌不够，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屠杀无辜群众以取乐。王学武的父亲被日军用刀剁成三截；徐廷香之父、吕宝禄等被军犬活活咬死。全城被害群众计２８４０余人，加上沿途杀戮，共达３０００人以上。
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槽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畅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第六部分 鲁南烽火：临沂大惨案第19节 奴化教育
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经济掠夺也就开始了。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先后在临沂城设立了临沂中学、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沂州模范小学、兴亚小学和励廉小学，在场头、独树头等十几处农村集镇设立了小学。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１９４１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
１９４４年春，日军在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８日和９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占领临沂后的日军山本旅团，该部“宣抚班”编号为九九三，组成人员中日本人和汉奸各半，班长中山幸夫，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特务。汉奸多为通日语的“满洲国”人。
临沂大屠杀不久，“宣抚班”就把“宣抚”临沂头面人物和哄骗逃反居民回城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查出逃反在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地址，施以威逼利诱和手段，使他们回城。清末民初的中将钱广汉、钱广湘就是这样返城的。
日军“扫荡”我根据地时，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侵占临沂的日军对临沂人民群众财产的掠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大众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报道：“台（儿庄）潍（坊）公路两侧的民众苦不堪言。时粮价昂贵，小麦每升涨至１７元（战前每斗０．９元——编者注），高粱每升１２元（战前每斗０．５元）。民众用花生壳充饥。”敌占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警备费”、“建设捐”、“和平救国活动捐”，每亩地就分摊１００元，贫雇农简直无法生存。
日本法西斯早就对齐鲁大地的矿藏资源和文化宝藏垂涎三尺，临沂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加紧了对当地的镇压和掠夺文化。
１９３７年秋，临沂城南郯城县农民罗佃邦翻地时得一特大天然金刚石，重一两八钱（合２８１．２５克拉），大如核桃，色黄而透明，状如出壳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