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警车在我们身边停下，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探出身来问道：“喂，在那边晚会会场上出了什么事？”
“哪方面？”
“比如说有两个人打起来了？斗殴什么的？刚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我不知道，”康纳说道，“你最好上去看看。”
那警察从车里下来后，挺胸凸肚地朝台阶上爬着。康纳回头望着那座高墙大院说：“你知道吧，现在我们的私家警卫数量已超过警察喽。大家在竞相建造高墙大院，雇佣私家警卫。可是在日本，你甚至可以半夜到公园去，坐在长凳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你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很安全。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遭到抢劫、殴打或杀害。你不必时时回头看看，不必总是提心吊胆。你不需要修建高墙，也不必雇佣保镖。你的安全与整个社会的安全连在一起。你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可是在这儿呢，大家都把自己禁锢起来。门要锁。汽车要锁。一辈子把自己禁锢起来的人跟蹲监狱有什么两样！这真是神经病。这样一个个人都被搞得灰溜溜的。美国人忘记了真正的安全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忘掉的时间太长了。好了，这是我们的车。我们回分局去吧。”
我们的车在街上刚开出不远，就听见市区分局接线生的呼叫：“史密斯中尉，有人向我们要求提供特种勤务。”
“我现在很忙，”我对她说道，“能不能让后备的人顶上去？”
“史密斯中尉，是巡逻警察要求派出特种勤务人员的，是第19区有个‘要访’。”
她说的是有位要人访问。“我明白了。”我说道，“可我手上正忙着一桩案子。把它交给后备人员去办吧。”
“这事就在日落广场大街，”她说道，“而你现在……”
“是的。”我说道。我明白她为什么坚持要我去一趟了，因为我们离那儿只有几个街区。“好吧，”我说道，“是什么问题？”
“是一位要员酒后驾车。报告说是G级加一，姓罗。”
“好吧，”我说道，“我们这就去。”我挂上电话，掉转了行车方向。
“有意思，”康纳说道，“G级加一是不是美国政府？”
“是的。”我说道。
“是罗参议员？”
“好像是，”我说道，“酒后开车。”
17
那辆黑色林肯牌轿车正停在日落广场大街下坡段的一幢房子门前的草坪上。路边上还停着两辆警车，车顶上的红灯频频闪烁。草坪上有6个人围在林肯车四周：有一位身穿浴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男人；两个身穿缀有闪光金属片短裙的姑娘；一个身穿夜礼服、浅黄头发的40岁上下的英俊男子；还有一个身穿藏青西服年纪轻轻的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就是我们在电梯里见到的和罗参议员在一起的那个青年人。
巡逻警察拿出摄像机，把强烈的灯光对准了罗参议员。罗参议员身体撑在林肯车的前轮挡泥板上，用一只胳膊挡住照向他脸上的灯光。我和康纳走过去的时候，他正在破口大骂。
穿浴袍的那个人走到我们前面说：“我想知道谁来对此做出赔偿。”
“请等一等，先生。”我边说边朝前走。
“他总不能就这样把我的草坪给毁了，得进行赔偿。”
“请稍等一会儿，先生。”
“他把我妻子吓得要死，她患有癌症。”
我说道：“先生，请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才能告诉你。”
“患的是耳癌。”他还特别强调，“是耳朵。”
“是啊，先生，行啊，先生。”我继续朝林肯车走去。那儿一片亮光。
我从罗参议员的助手身边走过的时候，他跟在我身边说道：“我可以把所有的情况向你做解释，警探。”他大约30岁，具有国会工作人员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和仪表堂堂的相貌。“我相信我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先等一下，”我说道，“让我跟参议员谈一下。”
“参议员身体欠佳，”助手说道，“他太疲劳了。”说着他上前一步挡住我的去路。我从他身边绕过。他赶紧又跟上来说：“是时差反应，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参议员这是时差不适的反应。”
“我必须和他谈谈。”我边说边走进明亮的灯光之中。罗参议员仍然用手臂挡着脸。我说道：“罗参议员吗？”
“把他妈的灯关掉，该死的。”罗骂骂咧咧地大声说道。他醉得很厉害，吐字含糊。
“罗参议员，”我说道，“恐怕我得要你……”
“去你妈的，还有你骑的那匹该死的马。”
“罗参议员。”我又喊了一声。
“把他妈的摄像机关掉！”
我回过头去看了看那个巡警，朝他打了个手势。他很勉强地关掉摄像机，灯光也随之熄灭。
“我的天哪！”罗松了口气，终于把手臂放了下来。他用迷迷糊糊的眼睛看着我。“这儿他妈的出了什么事？”
我做了自我介绍。
“那你为什么不他妈管管这个该死的动物园？”罗说道，“我只是开车回我那该死的旅馆。”
“我知道，参议员。”
“不知道……”他摇了摇手，做了个很蠢的动作。“这儿究竟他妈出了什么问题？”
“参议员，刚才是你在驾驶这辆车吗？”
“见鬼。驾驶。”他转过脸。“杰里呢？跟他们解释一下。看在上帝的分上。”
助手立即走上前来说：“我对这一切深表遗憾。参议员身体欠佳。我们昨天晚上才从东京回来。是时差反应。他深感不适。太疲劳了。”
“刚才是谁开的车？”我问道。
“我开的，”助手说道，“绝对没错。”
有个姑娘咯咯直笑。
“不，他没有开。”穿浴袍的那个人站在汽车那边吼了起来，“是他开的车，他走出汽车就摔倒了。”
“天啦，该死的动物园。”罗参议员揉了揉脑袋说道。
“警探，”助手说，“是我开的车，这两位女士可以为我作证。”他用手指了指那两个穿着礼服裙的姑娘，同时朝她们丢了个眼色。
“这是他妈的说谎。”穿浴袍的那人说道。
“不，他说的是事实。”穿着夜礼服的那个漂亮男子第一次开了腔。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说话显得慢条斯理，好像他习惯于让别人服从他的命令似的。他也许是在华尔街供职的，不过他没有做自我介绍。
“我开的车。”助手说道。
“都是扯淡。”罗嘟嘟嚷嚷地说，“我要回我的旅馆。”
“有人受伤没有？”我问道。
“没人受伤，”助手说道，“大家都没事儿。”
我问站在我身后的巡警：“要做110报表登记吗？”我指的是填写交通事故财产损失报告。
其中一名巡警告诉我：“不必填写了。只有一辆车，而且造成的损失不值得写报告。这只是犯了交通法规第501条。”
在特勤处工作我学会了变通行事。所谓变通是指在处理民选的官员或知名人士的问题时，只要没有人提出要打官司，那就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高抬贵手算了。在实际处理时，只要不是重大罪行，一律不逮捕。
我对那位助手说：“你把这家主人的姓名和地址记下来，这样，他家草坪所受的损失就由你来处理。”
“他已经把我的姓名和地址记下了，”穿浴袍的那位说道，“不过，我想知道他准备怎么办。”
“我跟他说过，一切损失由我们承担，”助手说道，“我向他保证我们会赔的。他似乎不……”
“见鬼，你看：她种的东西都给毁了。而且她患有耳癌。”
“请你稍等一下，先生。”接着我对那助手说：“你们打算由谁来开车？”
“我来开。”助手答道。
“他开。”罗参议员点点头说，“杰里。开车。”
我对那位助手说道：“好吧。我要你接受一下酒精含量呼吸测定检查。”
“那没问题，可以……”
“我想看一下你的驾驶执照。”
“那好。”
那位助手对着呼吸测定器吹了口气，然后把驾驶执照递给了我。这是一张得克萨斯州的执照，上面写着杰罗尔德·D．哈丁，34岁，还有一个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地址。我把这些细节记在本子上后，把执照还给了他。
“好啦，哈丁先生，今天晚上我就把参议员交给你了。”
“谢谢你，中尉。我很感激。”
穿浴袍的人说道：“你要放他走？”
“你先别急，先生。”我转过脸对哈丁说：“请你把你的名片给这位先生。我希望对他的院子所造成的损失能得到使他满意的赔偿。”
“尽管放心，这是肯定的。”哈丁伸手到口袋里去摸名片。他摸出一块白白的东西，像是一块手绢，赶紧又把它塞进口袋里，接着走到穿浴袍的人面前递上自己的名片。
“你要给她重新种上秋海棠。”
“行，先生。”哈丁满口答应。
“所有的。”
“是的。这不成问题，先生。”
罗参议员用手推着前轮挡泥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妈的秋海棠！”他说道，“见鬼，今晚真他妈见了鬼！你有妻子吗？”
“没有。”我告诉他。
“我有，”罗说道，“他妈的秋海棠！妈的！”
“这边走，参议员。”哈丁边说边扶着罗坐进车里。那个华尔街的漂亮家伙坐进了后排座位后，那两个姑娘一左一右分别坐在他的两边。哈丁坐在驾驶盘后面，跟罗把钥匙要了过去。我掉过脸去，看见那两辆警车正驶离路边。我转过脸时，哈丁摇下窗玻璃看着我说：“谢谢你了。”
“开车小心点儿，哈丁先生。”我说道。
他把车倒出了草坪，然后从一个花坛上开了过去。
“轧着蝴蝶花啦！”穿浴袍的人大声喊道。这时那辆车已顺着坡一溜烟地开走了。他看着我说：“我跟你说过，是那个人开的车，他喝醉酒了。”
我说道：“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事情不顺利，你就打电话给我。”
他看着我的名片，摇了摇头，然后朝自己的家里走去。我和康纳回到车上，驱车下了坡。
康纳说道：“你了解到那位助手的情况了？”
“是的。”
“他口袋里的那东西是什么？”
“我看是一条女人的内裤。”
“我觉得也是。”康纳说道。
碰上这种事，我们也无可奈何。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真想让这个自鸣得意的臭小子转过身去，把手撑在汽车上，然后当场搜他的身。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手脚是受到束缚的，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搜哈丁的身，也没有理由逮捕他。他是个年轻人，开车时后面座位上带了两个姑娘，其中有一个也许没穿裤衩，车子前面座位上还坐了个醉醺醺的参议员。唯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都放走。
今天晚上似乎人人都在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车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按下对讲键说：“史密斯中尉。”
“嘿，伙计。”说话的是格雷厄姆。“我现在在陈尸所。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个日本人跟我纠缠，要求验尸时让他在场。你相信这种鬼事吗？他想坐在里面看。我们已经开始验尸了，没让他进去，他气得几乎七窍生烟。检验结果就要出来了，看来对中本不利。我想可能是个日本人干的。你们看，是来一趟还是怎么的？”
我看了看康纳，他朝我点点头。
“我们这就过来。”我说道。
从县医院的急诊部走是去陈尸所最近的路。我们从急诊部穿过时，看见一个浑身血迹的黑人男子从急救病床上坐起来，借着吸毒后的一股狂热劲头大喊大叫什么“杀死教皇！杀死教皇！他是混蛋！”有五六个值班医生和护士竭力想把他按倒。他的肩上和手上都受了枪伤。急诊室的地上和墙上溅得都是血。一名医院清洁工拿着拖把在过道里擦着血迹。过道两旁是等候就诊的黑人和拉美血统的人，有的人怀里抱着孩子。谁也没有去看那血淋淋的拖把。在走廊的其它地方又传来阵阵喊叫声。
我们上了电梯。一切都显得安静下来。
康纳说道：“每20分钟一起杀人案；每7分钟一起强奸案；每隔4小时一起杀害儿童案。没有任何其它国家会容忍如此严重的暴力犯罪。”
电梯门开了。与急诊部相比，县医院陈尸所的地下室过道安静多了，却有一股很浓的福尔马林气味。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瘦骨伶仃的所长哈里·兰登，他正在一边低头看文件，一边啃着火腿三明治。我们走上前去时，他头也不抬，只是说了一声：“嘿，伙计们。”
“嘿，哈里。”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奥斯汀的解剖？”
“是的。”
“大约半小时之前就开始了。看来这事催得很紧，啊？”
“怎么？”
“局长打电话把蒂姆博士从床上叫起来，要他马上就动手，把他给气坏了。蒂姆博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说到这儿他笑起来。“还有许多实验室的人也被叫来了。谁听说过半夜三更把大家叫来这样加班加点的？我是说，你知道这一来得多支付多少加班费？”
我问道：“格雷厄姆在哪儿？”
“他就在附近。有个日本人老是缠着他，像影子似的跟着他。每隔半小时，这个日本人就来跟我借用电话，叽哩哇啦地说上一通日语，接着再去跟格雷厄姆纠缠。他还说要看验尸，你信不信？竟会有这种事。他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10分钟之前他打了最后一次电话，当时他的脸色陡然就变了。我坐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他显得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地跑了。我一点不夸大，真跑得比兔子还快。”
“验尸在哪儿进行？”
“2号房间。”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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