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存在"的启示-萨特及其作品- 第2部分

　　投师海德格尔

　　萨特对传统的哲学早已感到厌烦，他认为当时的法国哲学——占统冶地位的笛卡尔哲学和新康德主义，是纯粹的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这样的哲学从思维到思维，已经和现实中的人疏远了，这不是哲学的正确道路。他对唯物主义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唯物主义是用意识以外的东西来解释人，同样是不可取的。于是萨特打算寻求一条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道路。当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时，他感到自己对胡塞尔是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了。这使他欣喜若狂，他喊道，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萨特相信，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他寻求新的哲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他打算前往德国取经。

　　1933年9月，萨特如愿以偿，以官费生身份，前往德国法兰西学院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这时胡塞尔已经退休，他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自己的门徒马丁·海德格尔。于是萨特投师在海德格尔的门下。

　　在柏林期间，萨特认真研究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还研读了雅斯贝斯等人的作品。法兰西学院的研究为萨特后来建立自己的存在主义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萨特便把存在主义从德国移到了法国。法国成了战后存在主义中心。

　　1934年萨特回到法国后，继续做他的中学教师，并且开始陆续发表哲学著作，为他后来写作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期间，萨特与波伏瓦一起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摩洛哥等地旅行，广泛地接触到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在旅行期间，萨特时有灵感爆发，构思和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

　　为了研究人的幻觉，萨特曾注射麦司卡林药剂，这种药剂可使人产生幻觉。注射后，萨特感到精神抑郁，全身疲惫，并伴有幻觉产生。他满嘴胡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好象陷入大海中被一群章鱼围困。这种感觉伴随萨特过了六个月，他常把雨伞看成秃鹰，把鞋子看成骷髅。有一次他正写作，突然向波伏瓦宣称：他对“存在的动荡”感到厌倦了。

　　他成了德军战俘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在法国东部地区应征入伍，参加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从战争爆发直到1940年5月，德军实际上并未正式攻击英法两国，法军参谋部认为他们的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又幻想尽可能使战事限于英法国境线之外。因此，法国虽然对德宣战，但实际上前线无战事，表面平安无事。所有的人都称这场战争是奇怪的战争。因此，萨特在军营中有机会继续读书和写作。他坚持每天记日记和写读书札记。1940年6月，德国人绕过马奇诺防线，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巴黎陷落后，法国政府在一片慌乱之中逃往都尔，后又迁往波尔多。法国当局声称：抵抗是无谓的冒险。宣布巴黎是不设防的城市。1940年6月21日，萨特35周岁生日那天，他被德军俘虏，送往德国，关进战俘营。萨特被指派到病房工作。在战俘营里，他和一些神甫交上了朋友。因为在德军军营里，不少神甫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他们向往自由，认为战争把人化为奴隶，这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上帝是尊重自由的。因此他们乐意和萨特交往，萨特也给他们讲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神甫还怂恿萨特和他的难友排演由萨特创作的圣诞剧《雷霆之子》，萨特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在战俘营里，萨特体验到了常人难于体验到的生活，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属于一群人，他人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战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逼视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摆脱的对立与冲突。后来，萨特的“他人即是地狱”命题的形成，显然与他的战俘营生活有关。

　　1941年5月，萨特伪造了证件，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军事人员，便得以释放。因为这个缘故，法国共产党一直怀疑萨特是德国人故意释放的间碟。

　　萨特获释后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哲学教师。但萨特并没有停止反法西斯的斗争，他立即和朋友们组成了知识分子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和解放”组织。

　　1943年萨特酝酿多年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发表。这标志着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成熟。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出版，有其特殊意义。书中“存在即荒谬”的命题正是对现实中罪恶势力泛滥的反思和否定。而“自由选择”的命题则是一种号召，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抵抗和消灭法西斯势力。它在抵抗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有人称它是“反附敌宣言”。

　　存在主义风靡一时

　　这场毁灭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也给萨特思想巨大影响。战争使萨特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萨特自己认为：“战争确实把我的生命一分为二。战争开始时我只有34岁，而在结束时我已经40岁了。……这使我的生活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转折。”在战前，萨特对政治感到厌恶，他的朋友尼藏　（在二战中牺牲）加入法共，萨特不以为然，他甚至不愿参加大选。大战的洗炼，使得萨特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自由。而是强烈地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一种积极参预社会事务的自由。他不但要用新的哲学来解释这个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因此战后萨特的哲学成了一种“介入”的哲学。

　　二战结束后，战争的硝烟虽然消散，但战争给人留下的阴影却难于消除，心灵的创伤难以平复。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人们不禁产生一种消极悲观的感情。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他们开始对正义对公理表示怀疑，也失去了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他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摆脱这种混沌的状态。二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又是冷战和核恐怖。战争的阴云刚驱散，冷战与核恐怖的魔影又笼罩了世界。现实的确让人感到荒谬、混乱，不可理喻。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则要求人们正视“存在”的荒谬性，正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同时又呼唤人们积极行动，摆脱环境的影响，进行自由选择，自我设计，在自我的创造中获得自我的本质和价值。萨特给了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一线希望，他给了人们摆脱失望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因此，萨特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普遍的哄鸣，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战后的法国风靡一时，并迅速蔓延西方世界。

　　1945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部第二部相继出版。同年　10月萨特在布鲁塞尔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接着萨特和他的朋友们创办《现代》杂志，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论坛。从此，“存在主义”不胫而走，风靡法国。

　　早在1943年，就有人把萨特的思想称作“存在主义”。最初萨特拒绝这个称号，他在一次会议上称：“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而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人们并没有理会萨特的拒绝，仍然称他是存在主义者。后来萨特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存在主义”这一桂冠了。

　　存在主义在法国风行了十几年，也成为战后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而萨特则成了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义的代名词。“介入”社会

　　从五十年代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强调行动，表现为“行动的存在上义”，他不仅鼓吹“行动哲学”，而且付诸实践。他还力图将马克思义纳入他的存在主义体系。萨特一方面声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超越，另一方面，他又指斥马克思主义忽视对人的研究，是“僵化”的哲学，他要用存在主义来充实马克思主义。

　　萨特开始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他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古巴，南斯拉夫、越南等国访问，他会见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铁托等国家元首。他参加各种集会，游行，接待广播电视记者，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说和各种声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的独立斗争。现在萨特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和文学家，还是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在思想上，萨特日益与左派靠拢，声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虽然他从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又与法共产生分歧，与之长期论争。萨特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

　　1955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一同访问中国。他们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受到了陈毅的接见，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游行仪式。萨特和波伏瓦都表示毫无保留地称赞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回到巴黎后，萨特又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他说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为建立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

　　不过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东西。直到二十多年后，人们对萨特仍然是谈虎色变。因为他是主张“自由选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自由选择”是荒唐不稽的，一定要引起天下大乱。因而对萨特多持否定态度。

　　195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萨特的政治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年国际上有三件事影响到萨特的政治立场。一是法国国内选举，左派获胜，但仍然在阿尔及利亚执行殖民政策：二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密秘报告，而法共却对此保持沉默；三是苏军进驻匈牙利布达佩斯。萨特从此与法共公开决裂，也明确了他的反对苏联制度的立场。萨特自认为是从左的狂热中走了出来。

　　1960年萨特发表了一篇长达七百页的著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这部著作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把存在主义理论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六十年代以后，萨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他注视着国际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

　　反对法国殖民战争

　　萨特一向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多次谴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镇压。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而且成了法国各界关心的焦点。备派势力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场战争在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不同的强烈反应。有的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比如，加缪，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左翼文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演讲时，就表示：“我热爱正义，但在正义面前，我要为我的母亲而战。”这表明，他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与加缪相反，萨特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多次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法国的殖民政策和暴行。1956年1月，他在一次集会发出呼吁：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而且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

　　1959年，萨特接受了弗郎西斯·尚松的采访，表示赞同尚松所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尚松曾主编一份地下刊物，鼓励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开小差。尚松曾因这类活动而被捕入狱。1960年2月，尚松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不久，萨特联合一百二十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反战抗议书，即《一百二十一人宣言》，支持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命令。同年9月，当局对尚松联络网成员进行审讯。那时萨特正在巴西访问，正在进行审讯的军事法庭突然收到萨特来信，信中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网活动，反对殖民战争。这封信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激进的右派青年为此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枪毙萨特”。其实这封信是别人假冒萨特写的，事后，萨特接受既成事实，以自己的名望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当时有一种谣传，说是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制裁萨特，一旦萨特回到法国，立即加以逮捕。但萨特并不害怕，他于同年的11月毅然回到巴黎，准备迎接警方的逮捕。他为自己请好了辩护律师，并安排被捕后的一切事宜。但事实上，萨特回到巴黎后，并没有受到指控，更没有受到逮捕和审讯。据说执政的戴高乐曾对警方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愿怎么闹就怎么闹好了，我们不要去逮捕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因为思想激进而受到路易十六的迫害，长期流亡国外。当然，戴高乐“不抓伏尔泰”主要是因为社会各方力量对政府的压力太大。

　　为了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组织和参加游行，他多次受到警方的威胁和警告，多次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吓信，他的寓所两次被炸，但萨特并不畏惧。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为反对殖民战争而到处奔走，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拒绝诺贝尔奖

　　1964年10月22日，萨特在巴黎一家餐馆正与波伏瓦在会餐。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一周之前，当他得知自己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他就曾写信给瑞典皇家学院，希望能够撤销这一决定，他在信中写道：“由于个人原因，我不想出现在可能的桂冠作家们的行列中。”萨特还表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始终怀着诚挚的敬意，他拒绝这份荣誉不应理解为对这种美好感情的亵渎。

　　但是瑞典皇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