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同属一个流派的作家，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仍然各有见地，主张不一。巴尔扎克的观点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注重小说的细节的真实性，二是注重人物、事件的典型性。
巴尔扎克说：“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不足取”。一部伟大的作品，除了宏观上具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客观真实地把握，同时还必须在微观上富于真实性，他曾批评司各特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按照教派的观点而不是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刻划，细节上不令人信服。巴尔扎克也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朋友雨果《欧那尼》剧中的一些不真实的细节，比如，国王钻进的衣橱当时并没有象后来成为挂衣服的家俱，而仅作为放武器的；他还认为雨果塑造的皇帝形象缺乏对历史上的人物和眼前的形象作过缜密的研究，细节上是很欠缺的。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尔扎克的这些批评其实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对浪漫主义作品的批评，是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显示出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巴尔扎克视细节真实为作品的前提，因此，从街道、房屋、广告、摆设，到服饰、习惯、肖像、言谈、举止，他都认真观察才落笔细绘。人们有责怪他的描写过于冗长、琐碎的，但从未有人挑剔过他有失真的弊病。他对生活的谙熟简直令人吃惊，而且具备很多专门知识，如动产不动产、利率、诉讼、工厂的设备、化学实验……难怪恩格斯要说从他那儿学到的经济细节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儿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对细节真实的追求，并没有忽视整体布局的统一，“一位天才的创作的才能若不与能调整他的创作的能力相结合，就不是完全的。”“艺术的使命是选择自然的分散部分、真理的细节，以便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完全的整体。”正是为了实现小说的整体的真实可信，才必须让每一个细节都令人信服，“在内心中和在外貌上都要真实，不仅在服饰上真实，也在语言上真实。”比如，巴尔扎克对人物的外貌刻划非常细致，他笔下的肖像画由于细节描写的功力使之如同浮雕般突出。请看他在《幽谷百合》里描写的一个没落腐朽的贵族典型：
只有四十五岁，他仿佛已近六十……他的脸孔活象一只白狼，嘴巴红殷殷的；他的
鼻子火一般的红，他的胃十分赢弱，种种旧病使他的脾气变得很坏。他的脸下部尖尖的，因而平板的脑门显得太宽敞了，上面布满了差参不齐的皱纹，表明他过惯露天生活，而并
非是思想的疲惫；表明他经受过长年的不幸，而并非反映控制不幸的努力……他的黄眼睛
明彻严峻，活象冬天的阳光一样，虽然明亮，却没有热力；透露出不安，却不包含思想；
疑惑不决，却毫无目标……
这幅细致的肖像，把一个被大革命驱逐出法国、多年过着流浪生活的大贵族的生平、思想、精神状态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类描写在《人间喜剧》中比比皆是，象葛朗台老头脖子上的肉瘤、高利贷者的灰白的脸等等。
巴尔扎克还强调，艺术家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创作伟大的典型。首先，人物的塑造要通过典型化的途径来完成。他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巴尔扎克正确地处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生活是未加修饰的真实，艺术家必须把生命灌注到人物里去，才能使之“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但是，艺术家不是强加自我的意志于人物，而是要放手让人物根据生活的要求去行动。所以他说，作者不仅要再现生活中“实在人物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要使作品中的形象“高于实在的人物。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什么艺术，也谈不上什么文学”。“高于”就是艺术家对来自生活中大量素材进行提炼、集中、典型化。巴尔扎克这种塑造典型的方法与鲁迅先生的论段很相似，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这种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某种程度跟他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者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但是，如果把他们弄得一模一样，则又会成为对作家的毁灭性的判决。因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就不会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了”。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巴尔扎克笔下出现的贪财奴们既类似又各有特点，决不雷同，他描写的野心家们同样地既有共性又个性分明。这些充分显示了巴尔扎克艺术观点的巨大生命力。
巴尔扎克不仅主张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而且要求事件也要富有典型性，因为他的每一部小说都试图在描写一个时代，只有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才能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发展趋势。他的现实主义所具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就在于不光抓住了他所描绘的五光十色的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形象地再现了那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金钱关系，马克思都情不自禁地赞誉他对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巴尔扎克让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目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什么是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什么是大鱼吃小鱼；什么是拍卖和破产；什么是“金钱夫妻”，什么是“财产父女”……这些光怪陆离的事件都是通过形象而生动地述说或描绘诉诸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在艺术欣赏中受到启示，丝毫没有政治课本式的枯燥之感。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才能与魅力。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巴尔扎克可谓竭尽全力。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自己的这个供想象的后院里，谁没有一些最精彩的题材呢？不过在这种初步的工作和作品的完成之间，却存在着无止境的劳动和重重的障碍，只有少数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克服这些障碍。”他的朋友们说，巴尔扎克有着敏锐而准确的观察能力，他只须不介意地一瞥，就能在律师的办公室里、省城的深处或巴黎一间内室的围帐后面找到他所想找的细节。令他的朋友们惊奇的是，在常人熟悉的事物中他能发掘出一些特点或一种性格，使人们不得不自愧不如。“确实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知道如何与资产者相处时使自己变成资产者，在与工人相处时使自已变成工人；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了解一个青年的心灵，没有人曾经象他那样把那可爱而高傲的公爵夫人的心意打听得更清楚，或者比他对在婚姻中找到幸福的资产阶级的太太夫人了解得更深刻。他不仅深入到外省的安恬卑微的生活的神秘之处，他并且使这单调的图画有趣味，足以使我们对他所描写的人物产生兴趣。”总之，他知道所有行业的秘密：与搞学问的人在一起他是科学家，与葛朗台在一起他是个吝啬鬼；与花花公子在一起他又成了十足的纨裤子弟。我们不要以为这一切才能都是天生的，巴尔扎克对周围的一切做到顺手拈来、点铁成金，决非一日之功，他那罕见的直觉是长期思索的成果，是一位有明确艺术思想并为之不懈耕耘者的收获。多么令人钦羡的收获啊！
为什么而写？
这是文学创作的目的问题。巴尔扎克对此也有过深刻的思考，并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强调文学要具有教育作用，“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同时，他看到，如果文学家摆出一副道学家的尊容处处给人布道，那么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提倡寓教于乐，他说：“只创作也不够，还必须经常娱乐人”，使人们在轻松地阅读中得到享受，进而潜移默化地受到启发。读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观念，他们有自己独立意志支配的“接收屏幕”，巴尔扎克从接收美学的角度认识到：“如果能使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但是必须保持向读者说话和使读者听话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只有象获得它的时候那样，就是说，一面要使人得到消遣，才能保持得住”。虽然巴尔扎克未必象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观众读者是上帝”，但他很清楚地明白，只有得到读者的认可，受到他们的欢迎，才能传达自己的思想与主张，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以什么来教育他的时代呢？巴尔扎克主张对人们进行去恶从善的教育来获得社会效果。当时就有人指责他，在作品中有德行的人太少，而为非作歹的人太多，说他是一个专写“恶”的作家。巴尔扎克严正地回答，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为罪恶开清单，“在恶习上做一个记号，以便将它去掉”，让读者在善与恶的对照中受到教育，进而弃恶扬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累累，然而敢于直面人生，揭示出社会痼疾，是很需要些胆识和勇气的，巴尔扎克就具备了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的胆识和勇气。为了真理，他不怕开罪人，不怕成为众矢之的。1839年，《幻灭》第二部在报纸上连载时，由于巴尔扎克无情地披露了新闻界和文艺界的种种黑幕，不少卫道士对他狺狺不休，骂他“谎话连篇”，甚至咒他“呜呼哀哉”，巴尔扎克对此不屑一顾，他义正辞严地在《序文》中说：“拿什么来说明时代呢？每一个作家都心急火燎地在寻找新的题材，可是却没有一个作家敢于拿起笔来描写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应加以无情嘲笑的新闻界的阴暗面。”
不要以为巴尔扎克一味写“恶”，总在塑造“邪恶之徒”，他声明：“我为《人间喜剧》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就是这种善与恶的有益对立”，“你将看到，在《人间喜剧》中，丧失荣誉的人很少有好结果”。谁看过他的《欧也妮·葛朗台》都不会去学习葛朗台做个吝啬鬼，只会对纯洁如羊羔般的欧也妮寄于同情；《幻灭》“至少可以叫人懂得，要得到高尚和纯洁的名声，坚强和正直可能比才能更为必要”。归根到底，巴尔扎克执行着艺术家的天职，施行着对丑恶现实动手术刀的神圣使命，解剖“恶”弘扬“善”，为淳化社会风气，教育他的心爱的读者们而辛勤创作，奉献着毕生的精力。
文学史上的丰碑——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是在1833年产生构筑《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设想的。他决心把自己从《朱安党人》起写的所有作品汇成一个总集。起初，他想用《十九世纪风俗研究》为题来概括自己的所有作品，到了1834年，他又更名为《社会研究》。也就是在1834年，在统筹规划的思想指导下，他写成了名篇《高老头》，在这部小说里，过去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再次出现，未来作品中的一些人物首次登场，《高老头》仿佛是一座雄伟巨大的立交桥，将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聚集到这一焦点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人间喜剧》的奠基之作。
1841年，巴尔扎克受中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可直译为《神的喜剧》）的启示，决定把自己的作品总集定名为《人间喜剧》。他计划写作一百四十三部长、短篇小说，塑造人物两到三千人，让形形色色的角色在人类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表演、展示，演出一幕幕人间喜剧、悲剧。《人间喜剧》的初版广告中有一段说明：“聪明的读者用不着等到今天，便明白巴尔扎克先生从他的写作生涯开始，就想出了一个广大的计划，他的每一种小说只是这个拆开来的一个场面……作者的计划是要给我们的近代社会的人情风俗，穷形尽相，起草一篇忠实的历史，绘就一幅准确的图画。”1842年，巴尔扎克撰写了《〈人间喜剧〉·前言》，全面阐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原则。至此，巴尔扎克用热血和生命浇铸的《人间喜剧》终于巍然屹立起来了。它以自己的实力向世人昭示：“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一部小说都代表一个时代”！
金字塔式的结构
对《人间喜剧》的布局，巴尔扎克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这一巨大的工程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要反映一切的社会实况。我要描写每一种生活的情景，每一种姿仪，每一种男性或女性的性格，每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地位，每一个法兰西的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没有疏漏任何一项。这一部分写完之后，人类心灵的故事一点一点的揭破了以后，社会的历史一页一页的展开了以后，我的基础就奠定下来了。”《风俗研究》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它是这个大厦的扎实的基础；第二部分《哲理研究》：“要说到感情的来源和生活的动机，我要提出这个问题：社会或个人的生命所必要的推动力量或条件是些什么东西？用这个方式讨论了社会之后，我就要用批判的眼睛去考察他。我要在《风俗研究》里把个人写成典型；而在《哲理研究》里我就把典型描写为个人。不过，我描写的总永远是生活。”在巴尔扎克看来，这第三个部分《分析研究》是为了说明“结果和原因之后”的“追求原则”，他说：“风俗提供给我们戏剧，原因代表舞台。最后，原则就是这戏剧的作者。不过在比例方面，因为整个工程是由螺形的方法往上建立起来的。顶层就窄了下来，变成集中的。如果我需要二十四册写《风俗研究》的话，我就得需要十五册写《哲理研究》，但是《分析研究》只要九册就够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描写、批判和分析人的本身、社会和人类……”
巴尔扎克对自己的创作意图说得很清楚，他要在《风俗研究》中描写法国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哲理研究》中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找出隐藏在人物、激情和事件后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