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向外扩张”和支持一个“独立、民主、
和平、中立的日本”了。③
尽管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1971—1972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
是使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的收获。尼克松的访问
也为加速改善中日关系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台，北京才表示
有兴趣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①一位以前曾极其仇视中国共产
主义的美国总统的访华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声望；而一位曾经是中
日战争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就更具有深远意义了。
在极短的时间里，毛和周解决了林彪的问题；1971年10月25日台
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
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
出的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共产主义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
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疏远）。然而，与地拉那关系的恶化
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北京谋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虽然可能河内
将其忠诚转向莫斯科，但与美国密切关系却是件无价的大事。对美
开放起初只是顺应60年代末形势的深刻变化，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却
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
① 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这些争论的话，请参阅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
略三 角关系的起源》，特别是第30—66页。
① 艾伦S。惠廷：“中美缓和”，载《中国季刊》1980年6月第82期，第336页。
① 关于引入的此种讨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① 此部分是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访谈和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描
述 为基础的。参见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载《昆仑》1985年9月第5期，特
别是 第140、142页；以及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写作组：《叶剑英传略》，特别是第271
—272页。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0—181页。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65—866页。
① 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72页。
② 华方（音）：“林彪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年12月22日，第19—28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14页。
④ 同上，第1061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7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
旗》第 9期（1971年8月2日），第10—17页。
③ 《纽约时报》1971年8月4日。
④ 斯坦利卡诺：“林彪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年11月27日。
⑤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所作）。
①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年第34号，载高英茂编：《林
彪 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113页。
② 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
第2— 4页。
① 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林彪事件》。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8—699页。毛泽东和斯诺的合影直到1970年12月26日毛
生日 那天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01、703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47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51—552页。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7页。
④ 张明养：“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2期。
① 1978年7月30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
广播 信息处：《东欧动态》，1978年8月1日，第17页。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1—12页。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被
中方 认可的原文中删除了。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也见斯诺：《漫长的
革 命》，第171—172页。
②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82—183页。
③ 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党内报告”（1971年12月），参见陈庆编：《中国与三个世界》，
第 137—138页。周的报告由台湾渠道获得，看来是一份可靠的真实的文件。
①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
杂志， 第9期（1971年8月2日），第14页。
② 例如，西摩赫什的《权力的代价：尼克松当政时期的基辛格》。
③ 引自上书第367页。
④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载《外交事务》第61卷第1期（1982年秋季
号）， 第177页。奥克森伯格的评论根据的是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美谈判所得到的记录。
① 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第361页。
② 同上，第375—376页。
③ “过去30年越中关系真相”（1979年10月4日），国外广播信息处印：《亚太动态》（增
刊）， 1979年10月19日，第22页。
④ 见阮基石1982年3月6日接受阿姆斯特丹《民族报》采访时的谈话。报导见外国广播
信息 处：《亚太动态》，1982年3月17日，第2页。
① “越中关系真相”，第22—23页。
② 上面这段话中的消息是由一位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中国官员给作者提供的。
① 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见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和全球舞台》，第
296— 300页。
① 理查德穆尔斯廷、莫顿阿布拉莫维茨：《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政
策制 定》。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65页。
③ 同上，第906、910—911页。
④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在上书第1061页有记录。
① 引文见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85页。
② 尼克松的评论表明的日期的是紧接着他在1975年辞去总统之职以后。这些资料引自赫
什： 《权力的代价》，第380页。
③ 引自所罗门：《中国因素》，第29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国“对其同日本的友好
关系 给予最高度的重视”时，中美上海公报中并没有提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① 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第106—111页。
停滞与动乱（1973—1976年）
1973年初，展望中美关系似乎很乐观。尼克松总统取得了1972
年11月大选的巨大胜利；1973年1月23日，美越签署了巴黎和平
协议。这些不仅预示了中美关系将稳步发展，也缓和了东亚地区的
紧张局势（显然，这与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有关）。中国多半期待着
美国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并在北京建
立美国大使馆，然而不知道是否有美国官员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表示。
②另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不再会有越战的干扰。尽管河内领导人十
分怀疑中美两国在以牺牲越南利益和使柬埔寨的战争继续恶化为代
价而互相勾结，但是这一地区的前景总的来说比以前乐观了。
1973年2月基辛格的访华证实了这种乐观情绪。①毛和周对基辛
格的热情接待说明19个月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了巨大进展。中国领
导人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就广泛的战略和外
交政策问题与美国人进行了讨论。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周提议在两
国首都设立联络处，在两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作为大使级的代
表。尽管周以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向世人宣称，这个提议来自美国；
但是中国人已决定尽快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1973年初的乐观情绪是短暂的。数月时间，水门事件的
危机困扰着尼克松，使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并于1974年8月
辞去了总统职务。毛个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会使在职的美国总统下台，真不可思议。后来在与访华的泰国领导
人克立会谈时，毛说他正在琢磨美国的科技发明（比如磁带录音机），
并且坚持说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在白宫用了录音系统便被说是
犯了罪。②毛除了对美国法律程序不甚了解之外，还很可能怀疑是那
些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美国人在政治上找尼克松的麻烦，因为他
们希望中美关系进程出现偏差。
然而，并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国国内正在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也严重地束缚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
执行方面的手脚。造成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直接原因是周恩来的健康
状况越来越坏。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并婉转地向尼克松与基辛格提及自己的健康状况。③周由于知道自己
身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所以急于要解决他拟议中的三大政治问题：
扩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国内转向实现经
济现代化；全面重建党政权力机构。其中第三个问题最重要，争议
也最大，因为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一批高级官员“翻案”。
首先要为邓小平翻案。1973年2月，邓小平返回北京，4月首次在
外交场合露面。不管邓小平复出的原委如何，毛与周的继承权这一
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紧迫了。
外交政策（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系）与继承权的斗争有什么联
系呢？即使回顾历史，也很难弄清那时令人震惊、极富个人色彩的
政治状况。解释不清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76年初周去世之前一直
不愿采取影响邓小平第二次下台的果断行动。1973年2月这位主席
在与基辛格会晤时说，中美的贸易状况是“令人遗憾的”，但称赞
了联络处的开设。基辛格回忆道，毛还承认“中国……必须向外国
学习”。①在11月份与基辛格的另一次会晤中，是毛而不是周提出
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而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期限。
毛当时说：“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统一台湾也可以……，世界上的
事情不用办得太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②基辛格把他与毛的这
次非常详细的谈话看成是他任国务卿期间保留下来的“中美关系的
圣经”。③最后，毛警告说，中国女人“会带来灾难”，基辛格对她
们要小心。④
几周后，江青及其同伙便发起了反对周、邓以及与西方和解政
策的非常规的战斗。1973年底周已从中美关系的进程中退了出来，
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交给了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
来的会谈中与他谈判的中国对手一次也没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
主席的指示和讲话。总理的退出看来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务上，所以他几乎不再参与外交
事务了。
除了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外，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
系的改善更加困难。当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其长期
战略目标的时候，周恩来和毛开始怀疑美国可能认为与苏联的关系
更加重要，从而越来越忽视中国。尽管华盛顿不断向北京保证将向
中国通报美国全球战略的各个重要方面，但是早在1973年2月初周
就说美国很可能将“苏联这股祸水东引”。①当逐渐失势的尼克松不
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特别是当他寻求与苏联保持并加强合作时，
这些怀疑就更加严重了。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没有给中国人做什么保证。
基辛格坚持与苏联缓和并没有损害美国的外交形象。北京领导
人认为，基辛格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表明美国一直在幻想着
软化苏联的实力，也说明美国根本不考虑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关系对
中国安全的影响。1974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晤突出
表明美国根本不重视中国的利益。苏美不仅就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条
约达成了初步协议，而且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会晤：
这显然表明美国默许和承认了苏联对有重兵驻守的一直有争议的中
苏边境地区的战略要求和政治要求。翌年夏，在赫尔辛基签署的东
西方协议使中国人更加不安，因为这些协议使西方接受了战后欧洲
的分裂现实，使莫斯科得以抽身在政治上干涉亚洲事务。
毛和周对基辛格提出警告是很客气的；但邓小平却没有同样的
克制。1974—1975年间，邓小平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他的直率性
格加深了与华盛顿的分歧，据说基辛格认为邓是个“讨厌的小个子”；
而邓同样、甚至更加蔑视他的对手。这种互相敌视还表现在邓的助
手与其谈判对手交换意见的时候。中美高级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就
像其建立起来那样很快就消失了。1972年毛知道尼克松访华将有助
于他连选连任；而邓却没有向福特总统发出访华的邀请，反而有意
识地邀请了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的主要政治对手）
和民主党的重要政治家访问中国。1975年底，福特访华，但成果甚
微，只进行了正式的官方的针锋相对的会谈。
然而，这场斗争的发起人是毛和周，而非邓。①1973年初，当基
辛格希望与莫斯科就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进一步谈判时，周便明确
地表示了他的怀疑。在这位总理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并指
导一个联盟，以限制苏联的野心，使莫斯科难以让西方国家具有一
种虚假的安全感。
基辛格希望苏联会愿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周对此嗤之以鼻。毛
同意周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在苏联势力不断发展而不是削弱的时
候，虚假的缓和是危险的。基辛格则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
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中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外则
别无选择。基辛格在给尼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