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把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虽然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中，科学技术现
代化是核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但人们也有理由提出疑问，他在1949年所怀有的关于中
国革命的宏大蓝图，是否将最终证明与这种技术现代化思想相一致。
由毛明确制定的经济政策一开始是稳健的。比如在1950年6月，他要求“保存富农经济以
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而且在总结总目标时说：
合理地调整现在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
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
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③
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1953年
8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
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④
1954年9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
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①
1954年11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
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②在批判这一观点之后，毛相当明确地表示，中
国宣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有理论基础的。
不过，毛直到1955年3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
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
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③
但到1955年中期，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阐
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
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些按语和序言是在1955年底写出来的，他在7月31日号
召加速合作化，到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①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基本思想的萌芽，
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
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
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
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
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195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并因
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②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年写道：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 20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
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
革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
器，而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
众多，而且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
农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
现社会主义。③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获得政权的，而
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年
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年7月31日关
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
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
续坚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
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
乡村居民引入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
用。的确，1956年1月，在他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
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
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
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①因此，在1956年1月，
毛要求用说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
题的会议上，毛强调中国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而且一些方面处于
依赖的地位，因为它还不能生产一些自己所需要的关键产品。他还评论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识分子）！“老子是革命的”！
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
老粗是不行的。②
50年代中期，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最恰当地总结在他1956年4月25日在政
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的总结。这篇著名讲话的各个
方面都讲了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不要顾此失彼。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
的，他要求在政治领域扩大地方的权力和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他提出减少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对重工业过多的优先
权。（但并不是把关系颠倒过来，虽然他有时也这么说。）他认为一味重视重工业会拆自
己的台。但与此同时（这表明了他当时的平衡与公平思想），他提出应适当注意进一步发
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现存的工业基础，而不是把所有能得到的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去
扩大工业。①
如前所述，在起草这篇讲话时，毛仔细考虑了陈云以及其他经济工作方面的专家的意见。
《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
同。然而，毛因此而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
面向其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低头。
1955年，在他发动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运动中，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所有与他的意见相
左的反对派进行粗暴打击的意向。②1956年年中，他又以一种更隐蔽、但却
是更可怕的态度再次表露了同样的偏狭。1956年早期毛曾经相信，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果，将能促进所有的经济工作的发展。面
对着出现的矛盾与不平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
恩来负责起草的关于“反对冒险主义”的重要社论，事先，毛曾经
审阅了社论，但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给他的同事们的印象是他
已赞同了这一讨论，然而在实际上，他对此是有所保留的。当他承
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过快时，他仍相信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在
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
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①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
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态度。他
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
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年到1976年
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形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
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
斗争的范围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
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
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
——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①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
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
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
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但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
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②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
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考虑到对于这两个仅有阶级所采取的
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
题，他在1951年所划的界限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
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
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
实比以前具体多了。③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
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
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
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
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
①
以毛的观点，到1952年6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
时宜了。②
然而，他在1952年9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止），
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
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③
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农和“下”中农，
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
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
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
联盟。这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
第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盟间的相互
关系时，他说：
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
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
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
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
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
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
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
张的”，他解释说。①农业和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