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河中漂满尸体，生恐核武器的起爆按钮会被按下，还唱到了红色支那和阿拉巴马塞尔马的仇恨（韵律生硬，但还凑合）人唱到世界上的伪善和仇恨。在合唱部分，他几乎嘲讽地问：听歌的人怎么可能天真到会认为毁灭前夕还没到？
她为什么能从歌中找到安慰呢？
因为歌中所唱如实。这个世界是个如此可怕、让人恐怖的地方。这颗行星那时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但它幸存下来了，有些人甚至会说它还繁荣起来。现在，世界好像仍然相当可怕。让你不能相信它能躲过厄运。麦圭尔歌中的世界和现在的一样恐怖，也许更恐怖。想想那之前二十年的状况吧！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纳粹。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看上去一定和迪斯尼乐园一般。但我们也走过来了。
我们似乎总处在毁灭前夕，好像总能躲过浩劫。
也许，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自己制造的毀灭中幸存下来。
她摇摇头。太天真，太盲目乐观。她应该更理智些。
今天，艾拉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但头发仍然很乱，灰白中似乎透出一丝蓝色。他两只手都在颤抖，露西不知道这是否是帕金森症的前兆。她知道，父亲的晚年不会好过。但话又说回来，过去二十年里，他也没过多少好日子。
“怎么啦，宝贝？”
他的关心溢于言表。这是艾拉身上最大的真实魅力之一：真心实意地关心别人。他是个很棒的倾听者。只要看到别人有痛苦，他便想找到办法去减轻。人人都受到艾拉感染，每个营员，每位家长，每个朋友。但如果你是他的独生女，他最爱的人，你会觉得他的关爱像最寒冷的冬天最温暖的毛毯。
上帝啊，他曾是个多好的父亲啊。她十分怀念当年那个男人。
“探视本上写着，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亚哥的男人来看过你，”她歪着脑袋说，“艾拉，你记得吗？”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艾拉？”
“嗯，”他说，“记得。”
“他来干什么？”
“聊聊。”
“聊什么？”
他紧紧咬着嘴唇，好像要强迫它们一直闭上似的。
“艾拉？”
他摇摇头。
“请告诉我！”她说。
艾拉的嘴张开了，但什么话也没说。当他终于说话时，声音很低：“你知道他想聊什么。”
露西回头看看。房间里没有别人。“毁灭前夕”已经放完了。爸爸妈妈乐队现在正在唱“所有树叶都黄了”。
“营地？”她说。
他点点头。
“他想知道什么？”
他哭起来。
“艾拉？”
“我不想回那里去。”他说。
“我知道你不想。”
“他不停地问我。”
“问什么，艾拉？他问你什么？”
他用手捂住脸：“请……”
“请什么？”
“我不能再回那里去。你明白吗？我不能回那里去。”
“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
他仍然捂住脸，双肩都在摇动：“那些可怜的孩子。”
“艾拉？”他看上去吓得要死。露西轻声喊道：“爸爸？”
“我辜负了每个人。”
“不，你没有。”
他抑制不住地抽泣着。露西跪在他面前，感觉到眼泪也涌上了眼眶：“爸爸，请你看着我。”
他不看她。护士丽贝卡把头从门口伸进来。
“我去拿药。”护士说。
露西举起一只手：“不用。”
艾拉又大哭一声。
“我觉得他需要吃点镇静药。”
“暂时不用，”露西说，“我们……请让我们单独待会儿。”
“我有责任。”
“他没事。这是私人谈话。他情绪失控了。没什么。”
“我去叫医生。”
露西正要让她别去，但她已经走了。
“艾拉，请听我说。”
‘‘不。“
“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只能保护那么多孩子。你明白吗？”
她不明白。她用手捧着父亲的脸，想把他的头抬起来。但他的尖叫声差点让她跌倒在地。她松开手。他站起来。椅子被打翻在地。他蜷缩在角落里：“不……”
“爸爸，没事。我——”
“不！”
丽贝卡护士回来了，后面跟着另外两个女人。露西认出其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女人，露西猜是护士，手里拿着注射器。
丽贝卡说：“艾拉，没事了。”
她们开始向他走去。露西挡着她们。“出去。”她说。
医生一名牌上写着她叫朱莉·康特鲁西——清清嗓子：“他的情绪很激动。”
“我也激动。”露西说。
“抱歉！”
“你说他情绪激动。有什么大不了的。情绪激动是生活的部分内容。我有时也情绪激动。你有时也情绪激动吧？他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是病人。”
“他没事。我需要他再清醒几分钟。”
艾拉又呜咽一声。
“你把这叫清醒？”
“我要和他单独待一会儿。”
康特鲁西医生把双臂抱着胸前：“这由不得你。”
“我是他女儿。”
“你父亲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可以来去自如。没有任何法院宣布过他是无行事能力的人。因此，这取决于他。”
康特鲁西看着艾拉：“你想打镇静剂吗，西尔弗斯坦先生？”
艾拉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只被困住的动物，眼睛飞快地来回闪动起来。
“西尔弗斯坦先生？”
他盯着女儿，電新哭起来：“露西，我没说什么。我能告诉他什么？”他又抽泣起来。医生看着露西。露西看着父亲：“艾拉，没事了。”
“我爱你，露西。”
“我也爱你。”
两个护士走过去。艾拉伸出胳膊。针头刺进去时，艾拉如梦如痴般笑了。这让露西回想起童年。他曾无忧无虑地当着女儿的面吸大麻。她还记得他深深吸气的样子。脸上露出那种梦幻般的笑容。现在，她仍然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需要那些东西。她记得，营地的事发生之后，他的吸毒量猛增。在她的童年时代，毒品是父亲生活的一部分一一“运动”的一部分。但现在，她不禁纳闷。难道这和她自己的酗酒是一回事。是不是有某种上瘾基因在起作用？或者，艾拉和露西一样，也在用外在手段——吸毒、酗酒——逃避、麻醉自己，不敢面对现实？
28
“请告诉我说你是在开玩笑。”
特工杰夫·贝德福德和我正坐在一个标准大小的餐车饭店里，就是那种外面是铝皮，里面有当地著名主持人的签名照片的餐馆。贝德福德修饰整齐，留着八字胡，顶端还抹了蜡。我肯定以前在生活中见到过这样的人，但想不起是在哪里。我一直在想，很快就会有其他三个人来找他一起唱段男声四雷唱。
“我没有。”我说。
服务小姐走过来。她没叫我们“亲爱的”。我不喜欢。贝德福德一直在看点餐单，但却只点了咖啡。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也只点了咖啡。我们把点餐单递给吔。贝德福德等到她走了才接着说。
“是斯托本干的，毫无疑问。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我们过去从未怀疑过，现在也一样。而且，我说的不仅仅是合理怀疑，而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
“我说的最早那起谋杀案。树林中那四个。”
“他们怎么啦？”
“没有证据把他和那些人的死联系起来。”我说。
“对，是没有物证。”
“四个被害者，”我说，“包括两个女孩子，玛戈·格林和我妹妹。”
“对。”
“但斯托本杀的其他人都是男性。”
“正确。”
“都是十六到十八岁的男孩子。你不觉得这有些怪吗？”
他看着我，好像我突然长高了一头似的：“嗯，科普兰先生，我之所以同意见你，有两个原因：其一，你是郡公诉检察官；其二，你的妹妹死在这个恶人手上。但你这个问题……”
“我刚刚去看过韦恩·斯托本。”我说。
“我知道。告诉你吧，他是个好得要命的精神病患者和病态的骗子。”我想起露西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还想起韦恩说，我到营地之前，他和露西曾好过一段时间。
“我知道。”我说。
“我可不敢肯定你是否真的知道。我还是向你解释一下吧。大约二十年来，韦恩·斯托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想想这点吧。我知道他是个多么会骗人的骗子。”
我这下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策略为好了，因此只好试探性地说：“有新证据出现了。”
贝德福德皱皱眉头。八字胡随着嘴唇向下撇：“你在说什么啊？”
“你知道吉尔·佩雷斯是谁吗？”
“当然知道。我了解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每件事和每个人。”
“你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
“对。我们也没找到你妹妹的尸体。”
“你对此有何解释？”
“你去过那个营地，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状况。”
“对。”
“你知道那块林地有多少平方公里吗？”
“知道。”
他抬起右手，看着它。“哈啰，针先生？”然后，他又抬起左手，看着它，“来见见我的朋友大海先生。”〔暗指大海捞针不容易译者注。）“韦恩·斯托本的个子相对来说更小。”
“那又怎样？”
“道格身高超过一米八，吉尔身强力壮。你认为韦恩能让他们四人惊慌失措，或者制伏他们吗？”
“他有刀。这就是原因。玛戈·格林已经被绑起来了。他只需把她的喉咙割破。我们不知道其他人被害的顺序。他们可能也被绑起来了，绑在树林里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他抓到了道格·比林厄姆。比林厄姆的尸体在一个很浅的坟坑中，离玛戈的尸体只有八百米远。他身上有几处刺伤，手上也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我们找到了你妹妹和吉尔·佩雷斯的血衣。这些你都知道。”
“我知道。”
贝德福德将椅子向后翘起，脚跟随之踮起：“科普兰先生，那你告诉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证据是什么？”
“吉尔·佩雷斯。”
“他怎么啦？”
“他那天晚上没死，这个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请再说一遍？”
我向他讲了马诺洛·圣地亚哥就是吉尔·佩雷斯的事。我也许应该说，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这话听上去好像比现实对我更有利。现实是，贝德福德特工盯着我，仿佛我在试图让他相信复活节兔子是真的一样。
我说完之后，他说：“我还是直说吧。”女服务员端着我们的咖啡回来了。贝德福德没接着说。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边，设法不让杯沿碰到他的胡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认那是他。曼哈顿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却说——”
“是他。”
贝德福德哧咏笑起来：“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足够多的时间，科普兰先生。”
他放下咖啡，准备起身向火车座外面走。
“我知道是他。我迟早会证明这点的。”
贝德福德不动了。“告诉你吧，”他说，“我们就来玩你的游戏。就算那的确是吉尔·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没死。”
“好。”
“这也不能减轻韦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许多人”——他死死盯着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时有帮凶。你自己也问过他为什么能制伏那么多人。嗯，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只有三个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那你现在认为佩雷斯可能是帮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没死。我只是在假设。假设曼哈顿停尸房里那具尸体的确是吉尔·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吗？”我问。
“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这样说的：‘得出数据之前便进行推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会歪曲事实，以便让它们适应推论，而不是让推论去适应事实。’”
“科普兰先生，你开始磨炼我的耐心了。”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事实。你没有认真去回想发生过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个歪曲事实，并使之去适应你的推论的方法。”
他只是盯着我。我不怪他。我的确有些过分，但我需要这样。
“你知道任何与韦恩·斯托本的过去有关的事吗？”他问。
“知道一些。”
“他与这类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证据。”我说。
“但有帮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几岁的时候他邻居家的动物失踪的事吗？”
“真的？嗯，这些都是我需要的证据。”
“需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请。”
“我们有个这方面的证人。一个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时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被吓坏了。韦恩·斯托本十六岁时，活埋了一条白狗。什么品种呢？好像是法国……”
“卷毛比雄犬。”
“对。他把那条狗一直埋到脖子处，只有脑袋留在外面。可怜的小东西一动也不能动。”
“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他又非常讲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着。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纸轻轻擦擦嘴。
“你这个营地老伙计把狗狗的尸体埋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种坐在上面操作的割草机。他要求借割草机……”
他不说了，看着我，点了点头。
“呃。”我说。
“我还能举出其他的类似例子。也许有十几个。”
“但韦恩·斯托本终究还是在那个营地找到了一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