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事吧？”
“你还有什么别的碟？”
“你想听什么？”
“热辣性感的。”
“米特·洛夫。”我把那个CD盒拿出来，“‘来自地狱的蝙蝠？’”
“天哪他说，”你还记得？“
“我出门时几乎都带在车上。”
“上帝啊，你一直就是不可救药的浪漫派。”她说。
“‘仪表板灯边的天堂’如何？”
“好，但跳到‘她让他保证会永远爱她，直到她放弃为止’那个部分。”
“放弃为止，”我重复道，“我喜欢这种说法。”
她把脸转过来向着我：“你会用什么话来形容我？”
“可能是我的专利诱奸者。”
“什么意思？”
我故意拖长声音说：“求求你，走吧，求求你了。”
她大笑起来。
“嘿，那件事影响你了吧？”
“但我不在乎。”
“对。忘了吧。”
她玩笑地拍拍我的手臂。我笑了。她把头转开。我们默默听了一会儿米特·洛夫的歌。“科普？”
“嗯？”
“你是我的第一个。”
我差点一脚踩下刹车。
“我知道，我假装成不是那样。我有那样的父亲，他过着那种荒唐的滥交生活。但我从来没有过。你是我的第一个。你是我爱过的第一个男人。”
令人沉重的沉默。
“当然，那以后，我见谁爱谁。”
我摇摇头，看向右边。她又笑了。
我根据导航系统活泼的声音提示在正确的地方转弯。
佩雷斯夫妇住在帕克里奇市一套分户出售的公寓里。
“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吗？”露西问。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家？”她又问。
“我接你之前打了个电话。我的号码会被显示为‘号码不详’。听到佩雷斯太太接起电话雇，我装成别人的声音说找哈罗德。她说我拨错了。我说对不起，然后就挂了。”
“哈，你很在行啊。”
“承蒙夸奖。”
我们从车上下来。这个住宅区风景优美。空气中弥漫着某种花的甜香味。我不确定是什么花，也许是丁香。味道浓得腻人，好像有人把廉价香波打倒了。
我还没敲门，门就开了。是佩雷斯太太。她没打招呼，也没表现出欢迎，只是用那双肿泡眼看着我，等着我开口。
“我们需要谈谈。”我说。
她的眼睛看向露西：“你是谁？”
“露西·西尔弗斯坦。”她说。
佩雷斯太太闭上眼睛：“艾拉的女儿。”
“对。”
她的双肩好像耷拉下去了。
“我们可以进去吗？”我说。
“如果我不同意呢？”
我直视着她：“我不会对这事罢休的。”
“什么事？那个人不是我儿子。”
“求求你，”我说，“只需五分钟。”
佩雷斯太太叹了口气，退后一步。我们走进房间。房子里那种廉价香波的味道更浓了。太浓了。她关上房门，把找们带到一张长沙发面前。
“佩雷斯先生在家吗？”
“不在。”
有个卧室里有声音传出来。我们看到屋角有些纸板箱。侧面的文字标明是医学设备。我环视着房间。除了那些纸箱之外，每样东西都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非常协调，让你发誓相信他们购买的是样板房。
公寓里有壁炉。我站起来，走到壁炉架前。上面摆放着家庭照片。我看着照片。没有佩雷斯夫妇的照片。没有吉尔的照片。我猜，壁炉架上摆的那些照片上的人是吉尔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坐在轮椅上。
佩雷斯太太指着那个坐在轮椅上微笑的男孩，说：“那是托马斯。从肯恩大学毕业时拍的。他患了CP？。你知道是什么吗？”
“大脑性麻痹。”
“对。”
“他现在多大了？”
“托马斯现在三十三岁。”
“那是谁？”
“爱德华多。”她说。从她的表情看，她不想我再多问什么。爱德华多看上去像个大块头。我记得吉尔告诉过我，说他哥哥是黑帮成员什么的，但我当时不相信。
我指着那个女孩子。“我记得吉尔经常说起她，”我说，“她好像比吉尔大，多少，两岁？我记得吉尔说她当时正准备上大学什么的。”
“格伦达是律师。”佩雷斯太太说着挺起胸膛，“她上的是哥伦比亚法学院。”
“真的？我也是。”我说。
佩雷斯太太笑着走回沙发前面：“托马斯就住在隔壁。我们把一堵公用墙壁打通了。”
“他可以自理吗？”
“我照顾他。我们也请了护士。”
“他现在在家吗？”
“在。”
我点点头，坐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不过我在想：他了解他哥哥吗？知道他发生的事吗？知道他过去二十年里在哪里吗？露西一直坐在沙发上，什么话也没说，让我唱主角。但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在仔细观察这个公寓，也许又在作她的心理学分析。
佩雷斯太太看着我：“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发现的尸体是吉尔的。”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我举起那个牛皮纸信封。
“那是什么？”
我伸手拿出上面那张照片。是在夏令营拍的那张旧照片。我把照片放在茶几上。她低头看着儿子的照片。我则观察着她的反应。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化很微妙，我无法看出来。有那么一会儿，她看上去没事。但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一切都坍塌了。面具破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痕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她闭上眼睛：“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那道伤疤。”
她仍然闭着眼睛。
“你说吉尔的伤疤在右臂。伹看看这张照片。伤疤在左臂。”
她没说话。
“佩雷斯太太？”
“那个人不是我儿子。我儿子二十年前就被韦恩·斯托本杀害了。”
“不。”
我把手伸进信封。露西倾过身子。她还没看到过这张照片。我拿出照片：“这是马诺洛·圣地亚哥，停尸房那个男人。”
“马诺洛·圣地亚哥。”
露西露出惊愕的表情。
“怎么啦？”我说。
她摇摇头。我继续。
“这张——”我拿出最后一张照片一“是用电脑人脸影像分析软件合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实验室的人拍下吉尔二十年前的旧照片，然后在它上面配上马诺洛·圣地亚哥那个剃光头发的脑袋和胡须。”
我把照片并排放好。
“看看吧，佩雷斯太太。”
她看了。看了很长时间：“他也许看上去像他。就这么简单。或者，也许你认为所有拉丁美洲人长得都差不多。”
“佩雷斯太太？”露西说话了。我们进屋之后，这还是她第一次直接对吉尔的妈妈说话。“你为什么不把吉尔的照片摆在那里？”她指着壁炉架说。
佩雷斯太太没有随着她的手指看过去，而是盯着露西。“西尔弗斯坦小姐，你有孩子吗？”
“没有。”
“那你不会明白的。”
“佩雷斯太太，我不想冒犯你，但你说的都是废话。”
佩雷斯太太好像被人扇了一耳光。
“你在那里摆放着从孩子们小时候起拍的照片，那时吉尔还活着。你没有一张儿子的照片？我对失去孩子的父母们进行过心理辅导。他们都会把孩子的一张照片摆放出来。都会。然后，你又对胳膊上的伤疤撒谎。你没有忘记。一个母亲不会犯那样的错误。你可以看看这些照片。它们不会撒谎。而且，保罗还没向你使出撒手锏。”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撒手锏，因此没说话。
“是DNA鉴定，佩雷斯太太。我们来这里的路上，已经拿到结果。尽管只是初步鉴定，但结果吻合。那个男人是你儿子。”
天哪，我想，她可真行啊。
“DNA？”佩雷斯太太大声说，“我没允许任何人进行DNA鉴定。”
“警方不需要得到你的允许，”露西说，“况且，据你所说，马诺洛·圣地亚哥也不是你儿子。”
“但……但他们怎样得到我的DNA的？”
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不便回答。”
“你们……你们可以那样？”
“当然，我们可以。”
佩雷斯太太靠在椅背上，好长时间没说话。我们等着。
“你们在撒谎。”
“你说什么？”
“那个DNA鉴定结果是错误的，”她说，“或者就是你们在撒谎。那个男人不是我儿子。我儿子二十年前就被杀了。你妹妹也是。他们死在你父亲的夏令营里，因为没人照管他们。你们俩是在追鬼。就这么简单。”
我抬眼看着露西，希望她知道该怎样应付。
佩雷斯太太站起来。
“你们马上给我走。”
“求求你，”我说，“我妹妹那天晚上也失踪了。”
“我没法帮你。”
我正要再说下去，露西摆摆手。我决定最好还是先和她商量一下，看看她是怎样想的，有些什么话要说。然后再采取下一步措施。
我们走到门外后，佩雷斯太太说：“別回来了。让我宁静地哀悼吧。”
“我还以为你儿子二十年前就死了呢。”
“这样的事永远不可能忘记。”佩雷斯太太说。
“对。”露西继续说，“但到了某个时候，你就不会想再宁静地哀悼了。”
露西没再多说什么。门关上了。我们坐到我车上后，我说：“怎么样？”
“佩雷斯太太肯定在撒谎。”
“你还真会虚张声势。”我说。
“你说那个DNA鉴定？”
“对。”
露西没再继续那个话题：“你在里面提到了马诺洛·圣地亚哥这个名字。”
“是吉尔的化名。”
她思索着。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怎么啦？”
“我昨天去看我爸。在他的，呃，家。我查看了探视记录本。上个月，除了我之外，另外只有一个人去看过他。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业哥的男人。”
“啊？”我说。
“对。”
我想不去多想这件事。但做不到：“吉尔，佩雷斯怎么会去看你爸爸？”
“问得好。”
我想起了蕾亚·辛格曾说过的事：露西和我在撒谎。“你能问问艾拉吗？”
“我试试。他状况不好。脑子习惯性地恍惚。”
“仍然值得一试。”
她点点头。我把车向右一转，决定改变话题。
“你怎么那么肯定佩雷斯太太在撒谎？”我问。
“首先，她在哀悼。还记得那种味道吗？是蜡蚀。从她身上的黑衣服、红红的眼睛、耷拉的双肩中都能看出这点。都能说明问题。第二，那些照片。”
“照片怎么啦？”
“我没骗她。到处摆放着孩子们从小的照片，却没有死去孩子的，这很不寻常。这本身倒不能说明太大的问题，但你没注意到那个可笑的空白吗？那么大个壁炉架上才摆了那些照片？我猜，她把有吉尔的照片拿走了。以防遇到今天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是说万一有人登门拜访？”
“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我认为佩雷斯太太是在藏匿证据。她以为自己是唯一拥有可以用来确认吉尔身份的照片的人。我不会想到你还有一张那个夏天拍的照片。”
我想了想。
“科普，她的反应完全不对，好像在扮演一个角色。她在撒谎。”
“因此，问题是，她在对什么事情撒谎？”
“怀疑的时候，直接去找最明显的答案。”
“是什么？”
露西耸耸肩：“吉尔帮助韦恩杀了他们。这能说明一些问题。人们一直怀疑斯托本有帮凶。要不他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把尸体掩埋起来？但也可能只有一具尸体。”
“我妹妹的。”
“对。然后，韦恩和吉尔制造吉尔也死了的假象。也许吉尔一直在帮韦恩。谁知道呢？”
我没说什么。
“如果是这样，”我说，“那我妹妹就死了。”
“我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科普？”
“嗯？”
“那不是你的错。”
我仍然没说话。
“如果说有什么错，”她说，“也是我的错。”
我把车停下：“你怎么这样说？”
“那天晚上，你本来想留下来，你想担任警戒。是我引诱你进树林的。”
“引诱？”
她没说什么。
“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没开玩笑。”她说。
“我自己有脑子，露西。你没有强迪我做什么。”
她仍然没说话。然后，她说：“你还在自责。”
我感觉双手把方向盘抓得更紧了：“不，我没有。”
“不，科普，你在自责。承认吧。尽管现在出现了这么微妙的情况，但你早就知道，你妹妹一定死了。你只是希望有第二次机会，希望能找到补救的办法。”
“你那个心理学学位，”我说，“真的没白拿啊？”
“我不是有意——”
“你呢，露西？”我本不想那样，但声音中却透露出一些尖刻，“你自责吗？这就是你喝那么多酒的原因吗？”
沉默。
“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我说。
她的声音柔和起来：“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生活。”
“我知道，对不起。这与我无关。”
“那两次醉酒驾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的。”
我没说什么。她扭头看着窗外。我们默默地继续向前开。
“你可能说得对。”我说。
她仍然看着窗外。
“有些事情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说，我感觉脸涨红了，泪水马上要出眼眶里流出来，“那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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