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案──如果不是何芊的尸解报告涉及到性行为，他绝不会就此刨根问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耳东此刻对这位画家赵先生产生了什么怀疑，所做的只是要核实一些情况，以排除由此形成的不必要的干扰。
谈起自己当时的看法，陈耳东告诉我，就接连发生的这两起谋杀案本身来讲，这位赵鄂都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首先，在他孪生兄弟的案子中，他有充分不在现场的证据。根据那个女列车员的证词，案发当晚，赵鄂的确登上了10点10分发车的T25次列车。况且，作为一个颇有成就、非常富有，数日之内即将出国讲学的著名画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在临行之前对自己的一胞手足下毒手；而就何芊的案子来说同样如此，两个人只是见了这一次，我决不相信赵鄂会毫无由来地杀害自己孪生兄弟的情人，更不要说她的到来是为了来送那笔保险金。因而我推断，何芊的死与赵鄂没有任何牵连，至于他俩的一夜情，完全与两起谋杀案无关。”
考虑了这些因素，陈耳东那日在赵鄂的画室里并没有呆多大的工夫，了解到何芊天津之行只是来给她情人的兄弟送那张保险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位画家在一起，除他以外也没有再见其他什么人，陈耳东便起身告辞。
赵鄂将陈耳东送下了楼。站在车前，陈耳东想起习亚兰的家也在附近，便向赵鄂打听具体的住处，赵鄂随即指点了不远的另一座小洋楼，跟着告诉他：习亚兰只有一位年过八十的奶奶，但这会儿不在家，昨天刚刚去了张贵庄，去探望一位比她岁数还大的老姐姐。于是，匆匆地和这位画家握了握手，陈耳东就上车离开了马场道。
当陈耳东的切诺基刚刚驶入高速公路，他便开始思索起自己所面对的这两起接踵发生的谋杀案。鉴于已经初步排除了某投资顾问总经理左某在赵湘一案里雇凶杀人的嫌疑，加之他与何芊并不认识，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利害冲突，陈耳东认为何芊之死应该和这位左某没有关系。而与此同时，本案的报案人，也就是被害人的丈夫──那位名声显赫、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企业家黄某的疑点却立刻上升。
显而易见，他是惟一与两名被害人都有关系的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他妻子的情人，从这一点上说，他具有十分充分的动机，虽说黄某在昨天晚上就拿出了确切无疑的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告知案发之时，他正陪同专程从珠海赶来的马来西亚外商一起参观自己的厂房，但这排除不了他雇凶杀人的可能。因而在路上，陈耳东下决心要把这个黄某作为侦破的主攻对象。
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天下午，就在他刚刚从天津返回来，正忙碌着与涿州警方联系，要求再次追查那辆曾经在第一起谋杀案发生时，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黑色皇冠车的时候，黄某却携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个使用望远镜监视并且跟踪赵湘的人，乘坐那辆车来了刑警队。
于是，陈耳东先后接待了这两个主动前来的人。他先见的是那个皇冠车的车主。
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握了握之后，陈耳东惊奇地得知，眼前这位身体结实、面色黛黑的人原本是他的同行，在河北某市当过多年的刑事警察。就在去年，他参与侦破一起银行抢劫案，结果在案子告破后被“倒查”出有严重的失职之处，成为了当地警局的第一位引咎辞职的刑警。
告诉自己姓周，提了几个他在陈耳东分局里的熟人，这位下岗的警察说起了事情的始末。
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涿州市著名企业家黄玉忠。与黄的第三次见面后，周某接受了黄的嘱托，驾驶着他提供的那辆皇冠车，前往北京秘密监视他妻子的别墅，以查证何芊是否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周某便在案发那日的早上，见到了驾车而来的赵湘。按照黄某的旨意，周某从芙蓉花园跟着赵湘一直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楼后，便把赵湘的准确住址报告给了黄某。
当晚，黄某打来电话，要他前去找赵湘当面谈谈，弄清两个人认识多久，究竟是什么关系，到底仅仅是纯粹的性需要，还是一种有感情色彩的恋情，诸如此类的等等问题。虽说对黄某这种让自己从幕后变为台前的要求感到不太恰当，但考虑已经拿了黄某的一笔相当丰厚的办案经费，这位下岗警察还是照办了，于当天晚上11点50分左右到达了赵湘的住处。
周某告诉陈耳东，当他上了楼，来到赵湘租住的502室的门口时，门是开着的，问了两声，没听见回答，他便进去了，跟着，就在卫生间里发现了赵湘的尸体。
他承认自己没有报案是个严重的错误。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眼下的尴尬情形，他担心那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可没想到，仅仅隔了3天，何芊本人也被杀了，因而在黄某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前来说明情况。随后，他告知了何芊被杀时自己的所在，并且提供了相应证明人的姓名电话。
鉴于自己也是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刑事警察，周某告诉陈耳东，以他判断，当他看到赵湘的尸体时，赵湘起码已经死了40分钟。另外，尽管很多事他还无从知晓，但凭着他的感觉，他相信这两起案子的凶手是一个人。
在他之后，陈耳东又见了何芊的丈夫。
就如昨晚在案发现场一样，在刚刚成为鳏夫的黄某脸上，陈耳东并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悲哀。只是像一个赔了大钱的生意人那样紧锁着眉头，不同的是，两只疲惫的眼睛底下一摞厚厚的眼袋完全被覆上了黑色。
颓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开了口：
“三天前，当有人向我汇报，北京的一个警察来查一辆黑色皇冠车，我就知道你怀疑上了我。其实那会儿我就想找你谈谈。可小周对此顾虑重重，说毕竟他当时没有报案，虽然已经被免了职，但他仍然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一旦被追究刑事责任，处境将十分不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那么做。不管怎么说，他是为我惹上的麻烦……我相信，刚才小周已经跟你解释了我派他去找那个天津小子的原因，就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跟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
掏出一盒中华烟，黄某散发给屋里的3个警察，被一一拒绝了后，他自己默默地点了一支，在一阵烟雾中继续说道：
“我完全是在偶然之中了解到小芊有外遇的。大概是在3月的下旬吧，有一天，因为一个做超市生意的朋友突然病故，我来北京参加他的葬礼。在八宝山完了事儿，我想起有一些文件需要拿到涿州去，便临时决定回一趟别墅。当时小芊不在家，几天前跟着她的几个姐妹儿上新马泰旅游去了。到达别墅那会儿，我左手的邻居正在搬家，等我取了文件，锁上门刚要离开时，那个即将搬走的小子喊住了我。
“那是一个满嘴跑火车，张口就是几个亿的主儿，有一次说首都体育馆要被拆除，问我愿不愿意参与投标在那儿兴建的一座比吉隆坡双塔还高的大厦；另外一次说海南岛的三亚要建一个亚洲最大的鳄鱼养殖场，问我是否有兴趣承包开挖800亩水池的土方工程；还有一次居然说──爱沙尼亚有一艘比停在小梅沙的‘明斯克’还长出50米的航空母舰要出售，问我能不能找上几个人，联手把它买下来……
“跟我告了别，那小子忽然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天津亲戚，随后我便得知———已经很久了，隔三差五就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大个子小白脸儿驾驶着一辆天津牌照的汽车前来拜访小芊……
“我当然知道那小子的话十句有八句的不能信，但我却觉得他最后说的这件事儿是真的──显然，这样儿的故事不是随便编出来的。
“听说小芊有了情人，我那种难受劲儿真的是没法形容。知道吗，我这辈子一共娶了6个老婆，第一个死了。在小芊之前，陆陆续续娶了四个，都让我给开了，也不知是怎么搞得，不是这儿不满意就是那儿不顺心，没一个不让我烦的。只有小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看见她，心里就别提多舒坦了，长相、举止、说话没有一点儿不喜欢的地方。我真的是为找到这么一个好媳妇而庆幸，时不常就幻想能早一天告老还乡回到别墅，养几朵花种几棵草，每天晚上和小芊坐在花园里聊聊天儿……
“得知了这件事儿，我真的是气昏了头，接下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跟小芊离婚。可这种想法没能持续3天，小芊还没回来，我就泄了气。意识到到我将不得不再娶第七个老婆，我实在是感到筋疲力尽。况且，我发现我真的是喜欢小芊。一想到从此便再也看不见她，却知道她每天晚上在跟别人睡觉，顿时就心如刀割。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找人监视小芊的。我想弄清那个小兔崽子的一切……噢，似乎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的本意是要跟这个小天津谈谈，可之前必须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拿钱来了断。如果可以，究竟有多大的胃口。我的用心实在良苦，我不想让小芊发现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让小周先秘密跟那个小兔……那个小天津见一面。我其实是很谨慎的，根本没有去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而是让你们的一个同行，一个辞职的警察去做这件事。说起来，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没想到节骨眼儿上他却让人给扎死了，跟着就是小芊……
“当然了，我明白你不一定相信我的话，没关系，你尽可以对我进行调查，我会全力配合，只是不希望你因为在我身上浪费过多的时间而放跑了真正的凶手──可以说，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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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
与黄某和那个下岗警察谈话之后，陈耳东的调查一时陷入了僵局，不但定安庄西大街丙7号的案子仍没有结果，芙蓉花园这一边同样毫无进展，虽然梁子和小胡挨个问了那天巡逻的保安，却没有人在案发之时，发现小区里有什么不速之客。
这其实不难理解，芙蓉花园有一百多栋别墅，却只有十几个保安，况且何芊的别墅紧靠着小区栅栏，外面便是一条僻静的环小区柏油路。极有可能，凶手是从那里翻越了栅栏，进入了何芊的别墅。
另一方面，尽管这座别墅小区入住率很高，但刨去何芊丈夫黄某提及的那个已经搬走的侃大山的邻居，其他挨着何芊的几个住户都是些忙得不能再忙的老板类人物，除了周六、日，几乎没有人白天在家。显然凶手熟悉这一点，所以才选择了中午这样一个最为安全的时间作案。可这个人究竟是谁呢？陈耳东却毫无线索。可以说，那两日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焦虑与彷徨之中度过的。
因而，他决定要彻底整理一下头脑里的杂乱思绪。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他在老婆孩子睡了以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他那间小书房。为了保持清醒，他喝了足足半筒铁观音，还把准备送给老岳父的一套礼盒咖啡拆了包，这两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不同兴奋剂着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一直润滑着我的这位警察朋友的思维，使其高速运转。
就如你曾经在某外国电影或者某中国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陈耳东在一张白板上（那是他从儿子屋里搬来的），用一支红色的画笔把两案中所有与被害人有牵连的人一一罗列出来，不管他或者她与他（赵湘）或者她（何芊）是否有矛盾有利害冲突，是否有解释得通的杀人动机；也不管他或者她在两起谋杀案发生之时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人证据，不论三七二十一，统统再做一次彻底的分析。
于是，在那块原本陈太太让陈公子随意涂鸦的园地上，便出现了一串编了号的名字、一些缺少标点符号并且相当不完整的简短附注。不过，说是“一串”，其实他一共也没写上去几个。恐怕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两起谋杀案当中，与两名死者有关系的人其实非常少。
被陈耳东写上去的第一个是赵湘的老板，也就是那个某投资顾问公司左总经理，继而是被他雇佣的那个正在通缉的刑满释放人员祝强。而因为那些已经跟你说过的种种原因，没一会儿，他就给这两个人打了“×”。陈耳东觉着，不论以什么角度或者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总不能背离客观逻辑。别的暂且不提，起码———倘若认定这两起谋杀案是一人所为，或者说认定是在一人指使之下，那么，何芊之死必定与这两个人无关。自然，这一条线索应该在排除之列。
跟着，陈耳东又写了黄某，这一位让他踌躇了好一通儿。虽然曾经被这一位的坦坦荡荡、极富真实感的冗长之说而感动，但到了这会儿，他依旧对他免不了疑心，不管怎么说，这位制造牛奶的河北乡镇企业家、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大亨，是惟一与两个受害人均有利害关系的人。思考这条线索时，陈耳东真的是反反复复。但最终，他的直觉超过了理性，他决定相信黄某的话。
由于找不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禁寻思──会不会还有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可能呢？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勘验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赵湘的住所时，在现场发现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脚印，而到现在，他还只是知道有那个受雇于赵湘老板左某的祝强及其同伙，和被何芊丈夫派去的前警察周某这三个人，而对于那第四位，却仍然一无所知。
谈起自己当时的困惑，陈耳东对我说：
“因此，茫然地离开了画了一只只圆圈儿方框叉子箭头以及若干问号惊叹号的白板，我再一次把自己埋进两起案子的卷宗里，重新翻看一份份材料和一页页与诸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忽然间，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我曾多次向你提及，但却始终被我忽略的名字，这就是不久前与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当初与赵湘一起卷走自己公司巨额美元的同谋习亚兰。
“那一刻我意识到：是不是我把一切搞错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俩拿走的那40万美元其实并没有被她带到美国去，相反，却一直在赵湘的手上？因为赵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