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在叶、郑二位先生担保和赵先生一再保证下，赵师母总算答应了。于是，二位先生押着赵先生到那姑娘处，由叶圣陶装作赵先生的父亲，郑振铎装作他的哥哥，当着那位姑娘的面，把赵先生教训了一顿，并劝说那姑娘不要耽误赵先生的前程。不料那位姑娘却痛哭流涕起来，说她是真心爱慕赵先生，爱的是赵先生的文才，不是他的金钱。这一下子把赵先生说得感动起来，他一把推开叶、郑二位，说：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也不是我的哥哥，我要与她相好。弄得叶、郑二位非常尴尬。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赵先生天真的一面。而且，他也并不是什么事都迎合，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自污，在有些他认为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却是很认真的。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小组批斗赵先生，有人说他是资本家，理由是他在北新书局中有股本，虽然用的是他夫人的名义。赵先生坚决不承认，而且说他查过四角号码字典，并背出其中关于资本家的界定来论证，说明他不属于资本家行列。那时，连宪法和法律都不起作用，谁还会理睬字典上的解释呢？当然要引起哄堂大笑。但赵先生的态度却是极其认真的。那么，他有时之所以要迎合，有时会自污，乃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也。 赵先生没有高学历，更不曾出洋镀过金，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要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实在并不容易。他靠自学成才，后来娶了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妹妹为妻，当上书局的总编辑，与各方面的作家联络周旋，终于成为知名作家。赵先生后来是以戏曲名家，但他开始时却不能不什么都写，有如时下之自由撰稿人。他写小说，写散文，编文学史，写文坛消息，而且还搞翻译，——单是柴霍夫（按：现通译为契诃夫）的小说，他就译了不少。1950年代，我在系资料室查阅本系老师的著作目录，发现出书最多的，正是赵先生。这虽然也是得了在北新书局任职之便，但文章总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因为要赶译赶写，有时难免粗疏，于是就闹出了将“银河”（Milky way）译为“牛奶路”的笑话，因而受到鲁迅的批评。不过赵先生是勇于接受批评、善于改正错误的，他倒并不固执己见，因而总能不断进步。 赵先生既做书局总编辑，又是多产作家，还要在复旦大学任教，工作量非常之大。单就北新书局这一摊子而言，每年就要出版很多书，还要编发几种杂志：《语丝》、《北新》、《青年界》，而人手又极少，编辑部只有他这位总编辑，再加一二名助编。这样，他不能不讲求速度，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快速工作方法。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起改高考试卷时，我曾问过他：这么多书稿和文稿，你怎么看得完？他说：《语丝》是约请书局外的人做主编，我根本不看稿。其余的稿子分两类，一类是名家写的稿子，如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人的来稿，我求之不得，当然不会去动它，收到后先发排，以后直接看校样；另一类是外来的稿子，我采用“红烧头尾”法，先看一下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感觉不错的，再看全文，没有苗头的，就往字纸篓里一丢算了，这样，一天能处理很多稿子。我又问道：你既做总编辑，又做作家，名也有了，钱也有了，而且看稿写稿都忙不过来，还老远地跑到复旦来教书干么？看你散文中描写的情况，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交通很不方便的。赵先生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那时候的事。你只看到现在的编辑和作家地位很高，那时候哪有教授的地位高啊！我那时在复旦，一周不过上一二节课，能拿多少钱？我当然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教授这个头衔。有了教授头衔，社会地位就不同了。所以再忙也得来上课。
第二部分应世尚需演戏才——记赵景深先生（2）
赵先生说话很实在，什么都照实说，从不虚张声势；做事也很实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怕掉价。1950年代，复旦强调踏踏实实做学问，这原是十分正确的，但把写文章看作是名利思想的表现，这就产生了偏向。那时，大家特别看轻报纸上的小文章，讥之为报屁股文章，认为写这类文章是丢面子的事，而忘记了鲁迅的杂文大都是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短文。但赵先生却经常写千字文，什么报纸上都发。他是不怕别人笑话的。赵先生主讲古典戏曲，能唱许多曲种。他喜欢唱，不但晚会上唱，上课时教到什么曲种时也会来上一段，有一次他还带领家属在登辉堂粉墨登场，演出《长生殿》中的折子戏，——赵先生自己演唐明皇，赵师母演杨贵妃，两个侄女演宫女。同学们很愿意和赵先生接近，有些人是跟他学戏，更多的人是向他借书。 赵先生喜欢买书，小说、戏曲类收藏尤丰。不过，他与那些藏书家不同，并不专门追求名贵版本，所收大抵以通行本实用书为多。他自己用，也愿意借给别人用。所以到赵府借书的人很多。他备有一本登记簿，将借出的书都登记上，时间久了没有见还，他会寄明信片催讨。一般人都会及时归还，但也有人借而不还，他只有无可奈何地苦笑，但仍旧慷慨地借书。“文革”期间，图书馆封闭，我就常到赵先生家借书看，赵先生总是很客气地接待。他让我自由挑选，登记一下就拿走，下次还了再借。我在他那里借阅了很多别处看不到的古代小说。 赵先生喜欢保存资料，书籍、报纸、杂志不必说了，听说中文系给他的会议通知，他都保存着。每次开会，无论大小会议，他都认真做记录，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记下，大概也作为资料保存着。看赵先生年轻时写的散文，有很多都是利用这些日常材料写成，但后来他不再写散文，这些材料也就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有人将它整理出来，倒能反映出一段时期的历史风貌。 赵先生在文学、戏曲上是多面手，但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却很差，大概是因为师母照顾得太周到之故吧，真正是手无缚鸡之力。“文革”期间，有一次下乡搞秋收，我与赵先生分在一个小组，他扛不动行李，只带了一条薄被，不能御寒，晚上只能和衣而睡。早上起来，我看他用湿淋淋的毛巾揩脸，就悄悄地告诉他，应把毛巾绞干了，才能揩得舒服。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在家里都是我太太帮我绞好毛巾洗脸的，我自己绞不干。”但是，他每天还得下地挑稻。好在学生也并不过分苛求，他的扁担上前后都只挂一小束，意思一下就算了。其形象，有如戏曲舞台上的写意表演。大家因此又调笑一通。 赵先生与人交谈，没有什么特别的惊人之语，但青年人愿意与他亲近。还在“文革”之前，赵先生就有许多追随者，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戏曲研究的圈子。其中有复旦中文系教戏曲的青年教师，有赵先生的研究生，还有上海乃至外地的戏曲界朋友。他们自称赵门弟子，互相之间则称师兄师弟。在这当时，是并不多见的。“文革”之中，赵先生组织的昆曲社被打成反动社团，大家都受到一些牵连。但“文革”一结束，赵门弟子又聚集在赵先生周围了。而且每周六下午定期在赵府聚会，或讲课，或讨论，非常热闹。最后赵先生总要说一句：“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于是结束。
赵先生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他自己也并不掩饰。但是他善良、坦率、随和、勤奋，这就使得人们不时地怀念他。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1）…（图）
我一直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一幕。那时，大字报还是有控制的张贴，除了各系办公楼走廊之外，每个系均分得几间教室作为固定的张贴地点。被贴大字报的对象也是内定的，张世禄先生即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张先生被勒令到教室里去看揭发他的大字报，严厉的措辞，不实的指摘，使他惶恐万分。好在一重重大字报帘幕还勉强能遮住他一脸的尴尬。突然，一拨子革命学生衔命而来，在门口凶神恶煞般地大吼道：“张世禄，滚出来！”张先生赶忙从大字报帘幕中转了出来，低头，弯腰，接受现场批斗。红卫兵批上几句，就要张先生表态承认一次。对于这些不实之词，承认不好，不承认又过不了关，真使人处于两难境地。但张先生一脸谦卑神态，一口一个“我有罪”、“我有罪”的回答，总算把场面应付过去了。 这些学生在不久之前还听过张先生的课，转瞬之间就变成这副样子，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张先生的课讲得很好。虽然是资料繁多、缺乏趣味性的语言学课程，他也讲得条理清楚，幽默生动。同学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但一向少有人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资本，同学会、同乡会之类，就是为了拓展关系网而建立的，海外关系和港台关系更被有些人所羡慕；但在那大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这却是人人怕沾惹的事，回避与疏离也是必然的。不过人并非石头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既生长在枝蔓繁复的人类社会里，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君不见那些社会关系最清楚、最单纯的红五类，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纷纷亮出许多海外关系来，这就可见马克思所言之不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其实，张世禄先生既有国民党的关系，也有共产党的关系。他的胞兄张书旂是有名的花鸟画家，任教于中央大学，很为国民党当局所器重。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时，张书旂创作了一幅《百鸽图》，由蒋介石题上“信义和平”四个字，作为中国政府的贺礼，由中国国家代表团带到美国。这幅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悬挂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收藏在罗斯福纪念馆中。后来张书旂侨居美国，客死在那里。但是，张世禄先生的堂弟张纪恩却是共产党的干部，1928年就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载有张纪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后来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被破坏，张纪恩被捕，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还曾提及。据说张世禄先生就是为了营救张纪恩而与国民党CC系发生关系的。其时CC系主管教育，正需要拉拢张世禄这样的名教授来支撑门面，张世禄也需要利用CC系的力量来营救堂弟，这样就有了交换的条件。张纪恩死里逃生，判为5年徒刑，而张世禄却陷入了CC系的圈套，参加他们主持的大学教授联谊会。虽然后来张先生下决心摆脱了CC系的关系，1949年教育当局给他送来飞机票，要他到台湾去，他也没有去。但是历史的痕迹已经无法抹去了。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陈迹，建国以后张世禄先生就在精神的重压下过日子。尽管他业务很好，但总是不受信用，而且有事没事总是被找茬子来批一通。比如，张先生努力工作，课上得最多，本来应该表扬的，但却反而被批评为拿那么多的超工作量补贴，是资产阶级思想，倒不如那些不上课或少上课的人。但批评者也不想一想，张世禄先生有10个子女要扶养，怎么能放弃这份劳动所得呢？而一到政治运动来临，张先生的日子就更难过了。1950年代初期，到“革大”（革命大学之简称）里去学习，交代清楚历史问题是必不可免的；到1957年，又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虽然他并没有鸣放什么意见。好在这份上报名单恰巧落在他的浦江老乡石西民手里，石西民晚于张纪恩参加共产党，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有很大的发言权，他大概看在革命前辈张纪恩的面上，就借口业务上还要用人，把张世禄保了下来。所以张世禄先生后来又有一顶帽子，叫作“漏网右派”。而且“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批斗石西民时，还被拉去做过陪斗。 “文革”以前，领导人物就常常警告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并且不时要使用棍子来敲打一下，使之比较服帖；“文革”期间就更不必说了。但张世禄先生却是一直很自觉地夹起尾巴做人。他在政治上很谨慎，决不标新立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一觉得与政治有关，他马上放弃自己意见，立刻表态认同。比如，他根据汉语的特点，一向是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但建国后看到用政治力量来推行汉字拉丁化，意识到这是政治问题，马上改变态度，撰文表态赞成。又如，对于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集体科研方式和日日夜夜持续作战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坚持参加，不敢懈怠。虽然有时也会压抑不住，难免会蹦出一句惊人之语。有一天晚上，挑灯夜战编教材的教室里，电灯突然熄灭了，张先生脱口而出：“电灯都感到吃不消了！”这本是一句幽默话语，却被当作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从此，张先生就更加谨慎了。 但是，一涉及学术领域，张世禄先生的态度却硬得出奇，与他政治态度上的驯服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大概他觉得语言学上的问题，除个别带有方向性者外，大都与政治无涉，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学术研究是他生命的寄托，在这上面，他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他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的。”而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虽然这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但是在当时，在复旦，张先生要如此地坚持己见，还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
第二部分莲花落里探真情——记张世禄先生（2）
其实，张世禄先生在学术上一向是自有主张，不肯随俗的人。他勤于著述，富有创造性。张先生出身于南京东南大学，这里是《学衡》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