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存在，把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完全置之度外，对国内战场上浓烈的硝烟若无所闻。我曾经看到过他们当时拍的照片：孔阳先生西装笔挺，濮先生长发披肩，很富有浪漫情调。这该是他们最值得回忆的岁月。直到1997年春天，他们都已年逾古稀，还豪兴勃发，两人搀扶着到南京去重温旧梦，追忆那逝水年华。 但是，经济毕竟是基础，没有职业的浪漫生活终难持久。孔阳先生非得再找个工作不可。这时，林同济先生正好在筹办海光图书馆，他对孔阳先生的文章颇为赏识，就把他招到图书馆办事。这个图书馆规模不大，事情也不多，倒是读书的好地方。孔阳先生就在这里做起学问来。1951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孔阳先生开始时教的是新闻写作，那是有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没有选择的余地，到1952年，这才转为教文艺理论。在复旦中文系教过文艺理论课的名人很多：冯雪峰、胡风、刘雪苇、唐彛⑼踉⒄陆浴耸保腔蛟虻惫伲蛟蚪吹┑奈囊绽砺劭蔚钩鱿至丝杖薄＝壬兔熳约觯鄙狭宋囊绽砺劭谓淌ΑＮ�1953年入学时，一年级的“文学概论”课就是孔阳先生讲授的。那时，他才30岁，风华正茂，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每次登上讲台总是先把怀表掏出来往讲台上一放，这才开始讲课，很有派头。濮先生则还梳着两根小辫子，教我们的写作课。 孔阳先生没有教完我们的“文学概论”课，大概还差两三讲，就到北京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所主持的文艺理论讲习班了。当时提倡“一边倒”，正是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时候，国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到工厂、企业、学校来指导工作，他们当然只能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工艺流程、学术思想等，不用说都要以苏联为准，就连作息时间的安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那时，苏联的高等学校上午集中上六节课，下午全部时间给学生自修，我们有一段时期也这样安排，弄得师生都很吃力，不过有一项颇受我辈穷学生欢迎的措施，是在第三节下课后，每人可领一只面包或馒头当点心，——据说，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先进经验”。总之，那个时候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所以，教育部办了很多由苏联专家主持的讲习班、进修班，就不足为奇了。有哲学班、政治经济学班、国际共运史班，还有文艺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班级，目的是要以苏联的学术思想来统一我国的高校教学。虽然，请来讲学的苏联专家大抵并非一流高手，在苏联本国他们很多人是名不见经传的，而来华之后，却一个个都变成了绝对权威，一切由他们说了算。——权威是由权力和盲目崇拜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上峰的目的是达到了。文艺理论讲习班上的学员们回到原来的学校之后，不但以毕达可夫带来的苏联文艺理论体系来讲课，而且，有好几位还从这个体系出发，写出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向全国教育界、文艺界辐射。孔阳先生回复旦后，也写了一本《文学的基本知识》，因为写得通俗流畅，发行量很大，影响远远超过那些高校教材。有一次，我下乡劳动，还在一位生产队会计家发现此书，纸张都被翻烂了。1956年5月，复旦举行第三届校庆科学讨论会，孔阳先生提交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不久即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思维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这个话题，也是从苏联传过来的。还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在1955年第18期上发表了一篇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有关文学艺术的部分，公开进行批判。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1956年第3期上就译载了此文，《文艺报》和其他报刊并结合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展开了典型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记得在此之前，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学习小丛书》里，还出过一本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写的论文《论文学的特征》，影响很大。这也可见当时文艺界学术界的风向了。 孔阳先生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接连出版了两本很有影响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自然是非常耀眼触目的了。然而好景不常，1958年以后他就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这也与政治形势有关。苏共20大是以全面批判斯大林为己任的，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分歧，这个分歧导致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转变，——即由全面学习苏联变为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两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个转折的信号。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在方针政策进行重大转变之后而发动的。可惜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性并不太强，还没有意识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动，同时由于惯性作用，整个学术思想和文艺思想还在“学习苏联”的圈子里打转。这也难怪。昨天，刚刚响应号召向苏联学习，并把苏联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用来改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艺思想；今天，又要反过来批判刚学习到手并虔诚地信仰着的东西，变化之快，实在是反应不过来。于是，他们自己也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第三部分美的探寻者——记蒋孔阳先生（2）
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孔阳先生自然在被拔之列。他的一条重要错误是：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只列为一节，而没有用来指导全书。接着，复旦的“文学概论”课程也被取消了，而代之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二课。这种课程，孔阳先生当然不能任教。后来进行调整，仍旧恢复了“文学概论”课，孔阳先生还教过一班，我给他做的辅导教师，之后，他就与此课告别了。因为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指示下，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孔阳先生被列为三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的文艺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概论”课当然也就无法教了。于是他转向了美学。但美学理论也仍属是非之区，他只好做些西方美学的介绍工作。客观的评价也是不行的，必须“批”字当头，所以课名就叫做“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批判”，这就是后来“西方美学史”课程的前身。 上海作协的批判大会既然是有来头的，作为被批判者所在单位，当然不能不有所配合。复旦中文系的许多师生都被驱上了战场，我也参加了对孔阳先生的批判。当时，孔阳先生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但他对于批判过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并不存什么芥蒂，只是对上海作协一位掌权理论家的批判文章很有点反感，他曾对我说过：“罗荪批判我的文艺观点是修正主义，但是，他自己过去的文章里也宣传过这些观点，他为什么不批判批判自己的错误呢？”这当然是书生逻辑。政坛上则另有一套行事准则：你只要站在我这一边，能为我所用，即使过去说过一些不符合今天要求的话，那也叫做“左派犯错误”，是可以不必追究的；而那些手中有权的人，当然更不会把账算到自己头上。 1960年代是知识分子频繁下乡的年代：下乡劳动，下乡搞“四清运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孔阳先生经常一起下乡，接触的机会多了，彼此很能谈得来，有空时就常常一起聊天。其时，我因为“走白专道路”，也受到了批判，别人都劝我不要再写文章了，说这是祸根，但孔阳先生却对我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几岁露不出苗头，三十几岁没有成就，这个人也就出不来了。”他劝我还是要继续写作。我后来能顶住压力，不但继续发表文章，而且在我系同辈教师中较早地写起专著来，不能不感谢孔阳先生的鼓励。但有一次，他又对我说，他在北京学习时，曾去看望他的老师宗白华先生，宗白华知道他患神经衰弱症，就批评他说：“年纪轻轻的，那么用功干什么，把身体都搞坏了，跑得动的时候多玩玩，等玩不动时再用功读书不迟。”我明知这句话与以前鼓励我的话有些矛盾，但很赞赏这股潇洒劲儿，而且，也正合我爱玩的性情。我说：“我以后就照宗白华先生的意见办，玩得动时先玩了再说，将来没有成就，算在你这位老师的账上，就说是蒋孔阳先生没有把我这个学生教好。”他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复旦领导对下乡的师生管得很紧，甚至不准上街买东西吃。我们在乡下住得久了，实在馋得慌，于是我和孔阳先生两个人就偷偷地跑到街上去下小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经常吃的是1毛5分钱一碗的菜汤面或是3毛钱一碗的肉丝面，餐后再买上1毛2分钱一块的小冰砖跑到田野里去吃，觉得是莫大的享受。孔阳先生说，他的工资比我高，应该由他付钱，我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吃他的。到了八九十年代，环境好了，孔阳先生请我吃过很多次大馆子，酒菜都相当高档，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乡下小镇上的菜汤面和肉丝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连这一点小小的乐趣也没有了。孔阳先生进了牛棚，我也被贴了许多大字报，大家的日子都很难过。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到他家去探望，孔阳先生显得非常紧张，他问我，他的问题会怎样解决？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有安慰他说：“你要有信心，将来总会落实政策的。”但政治的风涛一浪高过一浪，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我们两人一同被打成“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幕后长胡子的人物。其实，那一年我才34岁，虽有胡子，但是不多；而孔阳先生也还不到50岁。如果说，我与学生接触较多，容易被牵连进冤案里面去，那么孔阳先生与胡守钧等人毫无联系，怎么也会在这出闹剧中被派上角色呢？那就更加莫名其妙了。有一天，我正在隔离室里看风景，忽然看到孔阳先生一手挟着一个面盆，另一只手拎一包衣物，神态木然地走过我的门前，使我吃了一惊：“怎么他老先生也被关进来了！”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干校里劳动了一阵子，这才回到系里搞些资料工作。孔阳先生就抓紧那段时间，写出了《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的初稿。 “文革”结束之后，孔阳先生终于走完了苦难的历程，时来运转，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还出了很多著作，除上面提到过的之外，还有《德国古典美学》、《形象与典型》、《美和美的创造》、《美学新论》、《美学与艺术评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也因为受到重视，孔阳先生渐渐地忙了起来，经常要参加很多会议：有学术性会议，有非学术性会议；有本地的会议，有外地的会议；有有关的会议，有无关的会议。——而且，非学术性的无关会议是愈来愈多了。因为是名人，什么会都要请他出席，其实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曾多次劝他不必参加这些无关紧要的会议，还不如多写两本书，或者干脆去游山玩水。孔阳先生对于此事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知道，我其实不过是一个摆设。”但是他又觉得，别人既然来请了，不去参加会议怕拂了人家的面子，不好意思；当然，更不能得罪领导。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但如此一来，他就浪费了不少可贵的时间。如果说，以前他是被压得无法好好工作，那么，后来则是忙得静不下来工作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1）…（图）
王元化同志与复旦大学颇有些缘分，他曾两度兼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期郭绍虞先生主持系政时，第二次是在1980年代初章培恒兄做系主任时。第一次兼职，他曾正式来校开过文艺学的课程，可惜当时我尚未入学，无缘聆听；第二次兼职，他已年逾花甲，就没有再来开课了。而不久，华东师大乘他出国访问之机，以他的名义申报了博士点，要他帮华东师大带博士生，复旦这一头，自然就顾不到了，偶尔来做一次学术报告，也并非以兼职教授的名义。 我认识元化同志，是由于内子高云的关系。他们于1960年代初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同过事，而且所里几位年轻人还请他讲授过《文心雕龙》，大家比较熟悉。“文革”结束之后，高云、戴厚英去看望元化同志时，邀我同去，见面一交谈，我就被他吸引住了。元化同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思想深邃，常发前人之所未发，听他论学讲道，大受启发。可惜我所住的复旦宿舍离他家太远，不能经常过去请教，常引以为憾。 一 元化同志到上海作协文研所，是遭难之后的贬职，心情并不轻松。他参加革命早，1938年他18岁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的领导下工作；次年，又随上海慰问团到皖南向新四军进行慰问；回沪之后，一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编过《奔流》丛刊、《地下文萃》、《展望》等刊物，写过一些为人称道的文章，如《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等。到了1940年代末期，他已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他与孙冶方、顾准一样，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性格：喜欢独立思考，对于来自上面的意见不愿盲目服从。这就引起了麻烦。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党员们和党外进步文化人都把它当作经典文献来学习，比照自己的文艺思想，努力向它靠拢，但王元化却以理论家的姿态来审读这个讲话文本，对文中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颇有异议，而且还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