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定于1998年5月4日来举行“百年北大”的庆典，是很耐人寻味的事。因为这个数字包含着一种二重组合：一百年前的1898年，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年份；而“五四”则是作为其后20年左右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标志，北大是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在机构上虽然有承续的关系，而在精神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京师大学堂留下来的陋习，开创北大新学风，那么，它就绝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京师大学堂的廊庙传统呢，还是蔡元培改革后的民主传统？——因为实际上北大是存在着两种传统的。 看“百年北大”的有些纪念文章，觉得对这两种传统区别性的认识很模糊，甚至还有意回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其实，在过去，革命者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见对蔡元培评价之高；1943年3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怀念蔡元培先生》，一开头就说：“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也可见当时革命者对北大精神的明确理解。不知后来何以却逐渐地变得含混了起来。 诚然，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毕竟是晚清维新变革的产物，是我国新式大学的开始。但是，这所学堂并没有学得西方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精神，却承袭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余绪，成为学子步入官场的阶梯。京师大学堂之官气重于学气是必然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的隐逸文人之外，绝大多数学子的目标都在于廊庙，——有些人甚至把归隐也当作做官的终南捷径。既然志在做官发财，学问自然是不必讲究的了，只要混个资格，找个好后台即可。京师大学堂的腐败，其源盖出于此。到了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时，不但清王朝已被推翻，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已垮台，民主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同时，由于多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势力虽然还不够强大，但也可以为知识阶层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进行独立的活动，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蔡元培本来就是民主革命斗士，又在德国留过学，并到法国考察过教育，对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了解，所以他可以凭借北大这个舞台，来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就要学生打破做官发财念头，而明确入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发展教育事业，他十分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甚至对教师在校外发表的各种政见也不过问，对他们的私德也不苛求。面对社会指责，他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办学的两项主张：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代负责任”。（《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所说，决非虚言，接着他就举出许多实例来：“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的是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是刘师培；纳妾、狎妓者虽很难确证有多少人，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是公开的秘密，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而且蔡元培也的确鼓励师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到自己头上来也并不介意。比如，胡适提倡“新红学”，提出自叙传说，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同时必须否定旧红学的种种理论和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的“政治小说”说和索引派方法。蔡元培未必同意胡适的新说，但却欢迎他的标新立异。正因为蔡元培实行了上述两项主张，所以当时北大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一部分两种传统（代序二）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入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1）…（图）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入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第一部分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2）
陈望道先生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因而被列为“四大金刚”之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表情严肃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组织性，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 其实，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群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只是，年岁已经消去了他“红头火柴”的烈性，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但在某些场合，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在很多时候，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只是，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王力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王力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在复旦，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有一次，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要望老出席，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以示尊重。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下发言，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说几句凑趣的话，至少，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对发言者加以鼓励。但望老却不然，他唱的几乎是反调。他说：“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接着，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稿？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对他的讲话内容，则一字不提。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 望道先生自己也知道，他的话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他也无力抗衡时代潮流，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他还是要讲。直言无效，则以幽默之语出之。在某一场合，大家谈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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