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大门口，点数，耳边响起军乐的嘈杂声。然后，我们出了大门。
整整一天我像梦游人似地步履沉重，台比和约西不时提醒我，想方设法安慰我。那天，囚头给我派的活比较轻松。
我心里难受，他们待我很好，仿佛我已经是个孤儿。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父亲仍然在帮助我。
我不知道这一天过得快点好还是慢点好，我害怕到晚上时只剩自己一个人形影相吊，我恨不能现在就死掉！
终于踏上了回去的路程，我真希望他们下一道跑步的命令。进行曲，大门，集中营。我立刻朝36号楼跑去。
地球上还有奇迹吗？他居然活着，安然通过了第二次大挑。他还有油水可榨……我把餐刀和勺子还给了他。
阿吉巴。杜马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大挑的牺牲品。最近一些日子，他一直在我们中间游荡，目光游移，逢人就讲他
多么虚弱：“我坚持不住了……完了……”我们给他鼓气，但他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没
法再战斗，没有力气，没有信心。他的双眸常常茫然一片，只剩下两个窟窿，就像两口可怕的井。
在大挑那几天，他不是惟一丧失信心的人。我认识一个拉比，来自波兰的一座小城。他上了年纪，曲背驼腰，嘴唇
经常颤抖。他总是祈祷，在楼里，在干活时，在队列里。他整页整页地背诵《塔木德经》，没完没了地提问，自问自答，
自论自辩。
有一天他对我说：“完了！上帝离开我们了。”
他好像后悔讲了这样冷漠、这样干涩的话，结结巴巴补充道：“我知道，谁都没有权力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清楚，
人很渺小，无足轻重，无法理解上帝的奥秘。但像我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呢？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明察秋毫的法官，更
不是圣人，只是血肉和骨头构成的简单生命。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在遭受地狱之苦。我有眼睛，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事
情。上帝的怜悯之心何在？上帝何在？我怎能相信上帝的悲怜之心，谁能相信呢？”
可怜的阿吉巴。杜马，只要他依然坚信上帝，只要他把这场大苦大难看作一场神圣的考验，就不会被大挑席卷而去。
但是，信念刚刚出现裂缝，他就失去了全部的战斗勇气，打开了死亡之门。
在大挑时，他注定在劫难逃，他主动把脖子伸给了行刑者。他只求我们：“三天内我就会离去……为我念哀悼祈祷
辞吧。”
我们答应了：三天内，只要看见烟囱里冒出黑烟，我们就会想起他。我们会找十个人举行一场专门的仪式，所有朋
友都会为他念祈祷文。
后来，他走了，朝医院走去。他几乎迈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辆救护车停在那儿等着，准备送他去伯
肯诺。
接下来的几天非常可怕。我们挨了很多打，但食物很少，工作能把人累死。他离去三天后，我们忘了为他念诵祈祷
文。
冬天来了。白天很短，夜晚则叫人难以忍受。深更半夜，刺骨的寒风像鞭子似地抽在我们身上。我们发了冬装：带
条纹的衬衫，只是稍厚一点而已。老资格的囚徒门趁机自嘲道：“现在你们才真正尝到集中营的滋味。”
我们照样出去干活，全身都冻僵了。石头冰凉，摸一下都扎手，浸透骨髓似的。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
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我们不出去干活，汤也不像往常那么清透。一月中旬，我的右脚因为寒冷而肿胀。我不能用右
脚站立，只好去诊疗所。医生是一个犹太名医，和我们一样，也是囚徒，他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做手术！要是熬下去，
就得切去脚趾，甚至截掉整条腿。”
我竟然得做这种手术！但我别无选择。医生决定做手术，容不得讨价还价。其实，我倒是满高兴，因为决定是他做
出的。
他们让我躺在一条铺着白被单的床上。我忘了人们睡觉时盖的就是这种被单。
其实，诊疗所里日子不算赖：我们可以吃到好面包，喝到浓汤，没有铃声，不点名，不干活。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能
给父亲送去一块面包。
我旁边躺着一个匈牙利籍犹太人，他得了痢疾，瘦得皮包骨头，长着一双死人眼。我只能勉强听到他的话音，那声
音表明他还活着。他怎么还有力气说话？
“别高兴得太早，孩子。这里也有大挑，比外面还频繁，德国人不需要病怏怏的犹太人。德国人不需要我，下一批
人来后，你会有新邻居。因此，听我说，下次大挑前，一定要离开诊疗所！”
这些话就像出自坟墓，出自一个没有面孔的鬼影，我不由得毛骨悚然。诊疗所的确很小，要是再来病人，就得腾地
方。
但是，这个没有面孔的邻居可能害怕别人把他挤走，他也许想把我打发走，腾出床位来，让他有活下去的机会……
也许，他只不过想吓唬我。但是，要是他讲的是实话呢？我决定等着瞧。
医生走过来告诉我明天做手术。
“别害怕，”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上午十点钟，我被送进手术室。医生在场，我放心了，我觉得，只要他在场，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每句话都
有疗效，每个眼神都能给人希望。“稍微有点儿疼，”他说，“但很快就会过去，勇敢点儿。”
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让我睡着，我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医生。但后来，我感到昏昏欲睡……
我醒过来，睁开眼时，首先看见一块巨大的白布，那是我的被单，然后才看见医生的脸，俯在我上方。
“一切都很顺利。你很有勇气，我的孩子。下一步，你将在这里呆两星期，好好休息一下，就这样。你会吃得好一
些，身体和精神都会得到放松……”
他嘴唇怎么动，我就怎么做。我几乎不明白他对我讲的话，但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使我大为放心。我突然冒出一
身冷汗，我觉得腿没了，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医生，”我结结巴巴问道，“医生？”
“什么事，孩子？”
我没有勇气问他。
“医生，我渴……”
他给我端来了水……他在微笑，准备出去，看其他病人。
“医生？”
“嗯？”
“我的腿还能用吗？”
他笑着站住。我感到一阵恐惧。他说：“听我说，孩子。你相信我吗？”
“非常相信，医生。”
“那么，请听好：两星期内你就会康复，你会像别人一样走路。你的脚心上全是脓，我只好把囊肿全都切开。你的
腿没有截去，两周后你就会看到，你能像别人一样随意走动。”
我只好耐心等两个星期。
但是，手术两天后，集中营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前线突然推到距我们很近的地方。红军正在向布纳快速挺进，只
要几小时就能抵达这里。
我们对这种流言飞语习以为常了。人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散布虚假的预测：世界——和平，红十字——协会——谈判
——解放——我们，或者其他寓言……我们经常信以为真……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
但这一次，传言似乎不再是空穴来风，一连几个夜晚，我们能听见远处有大炮的轰鸣声。那个没有面孔的邻居说：
“别抱幻想。希特勒讲得很清楚，时钟敲响十二点前，他要把所有犹太人斩尽杀绝。”
我叫了起来：“你管他说什么呢！难道你想让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吗？”
他那冰冷的眼神注视着我，最后，他用疲倦的口气说：“我相信希特勒，胜过相信任何人，只有他才说话算话。他
对犹太人的所有承诺都会一一兑现。”
那天下午四点，与往常一样，铃声一响，所有楼长都去做日常汇报。
他们回来时全都气急败坏，连张嘴说话都困难。他们口中只吐出一个词——撤退。集中营得清空，我们都得撤到后
方去。去哪儿？撤到德国内地，撤到别的集中营。德国不缺集中营。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俄国人很可能在撤退前就到达……”
“有可能。”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集中营成了乱哄哄的蜂巢，人们大呼小叫，到处乱跑。楼里的囚徒们都在为上路做准备，我忘了自己是个瘸子。一
个医生进来宣布：“明天晚上，天黑后，集中营就开拔，一栋楼接一栋楼地走，病号留在诊疗所，不撤！”
这个消息让我们莫名其妙，难道党卫军会把几百个囚徒留在诊疗所里，让红军解放他们？难道他们想让犹太人听到
十二点的钟声？当然不会。
“所有病号都会被当场处决，”那个没有面孔的人说，“来一次最后的大扫荡，扔到焚尸炉里。”
“肯定，他们会在集中营里埋地雷，”另一个人说，“一撤完就炸掉。”
至于我，我想到的不是死亡，而是不能与父亲分离。我们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不能在这种时候分开。
我跑出去找他。积雪很深，楼房的窗子上全都蒙着一层霜。我手里拎着一只鞋，因为右脚穿不上鞋。我在跑，既没
觉得疼，也没觉得冷。
“咱们怎么办？”
父亲没回答。
“咱们怎么办？”
他在沉思。我们可以选择，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两个人都留下，留在诊疗所里。感谢医生，有他
帮忙，父亲就能以病人或医疗人员的身份进入诊疗所。我决定，不论父亲去哪儿，我都陪着他。
“嗯，爸爸，怎么办？”
他沉默不语。
“咱们与别人一起撤走？”我说。
他看着我的脚，没有回答。
“你觉得怎样，能走路吗？”
“我想，能走。”
“但愿不要后悔，埃利扎。”
战争结束后，我才听说，留在诊疗所里的人交了好运，我们撤走两天后，他们被俄国人解放了。
我没有返回诊疗所，直接跑回我住的那栋楼。脚上的伤口再次裂开，血不停地流，把脚下的雪染红了。
楼长发了双份面包和麦淇淋，以备路上吃。我们可以从库房拿衣服，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天气很冷，我们上床了。这是我在布纳度过的最后一夜，又一个最后一夜：在家里的最后一夜，在犹太区的最后一
夜，在牲口车里的最后一夜，在布纳的最后一夜。从这个“最后一夜”到下一个“最后一夜”，我们的生命还能延续多
久？
我睡不着。透过结满冰凌的窗子，我们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红色火光，大炮的轰鸣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俄国人离
我们太近了！他们与我们的距离只有一夜——最后一夜。人们趴在床上交头接耳，只要运气稍好一点儿，俄国人就会在
我们撤退前赶到这儿。人们依然抱有希望。
有人喊道：“睡吧！留点儿力气准备上路。”
我想起母亲在犹太区的最后一次劝告，但我睡不着，我的脚像被火灼烧似地疼痛。
第二天早晨，集中营模样大变。囚徒们的穿戴五花八门，怪里怪气，就像在上演一场假面剧。为了御寒，人人都穿
了好几套衣服，一件套一件。可怜的小丑们全都横了过来，身高不如体宽，与其说是活人不如说是死人，这群可怜的人，
骷髅似的脑袋从一层层囚服里探出来，可怜的小丑！
我想找一双大鞋，但没找到。我把毯子撕开，裹住右脚。然后我在集中营里到处转，想多找一点儿面包和土豆。有
人说我们要去捷克斯洛伐克，不对，去格罗斯—罗森，不对，去格雷维兹，不对，去……
下午两点，天上飘起鹅毛大雪。
时间过得飞快，黄昏时天色暗下来，阳光遁入灰色的雾霭中。
楼长突然想起我们还没有打扫楼房，他命令四个囚徒擦地板……在撤退前一小时！为什么？为谁擦？
“为解放大军，”他说，“要让他们知道，这里住的是人，不是猪。”
我们是人吗？但大家还是把楼房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六点钟，铃声响了。这是死亡的铃声，送葬的铃声。队伍就要开拔了。
“排队！快！”
我们很快排好了队。一栋楼的囚徒排成一队，一队挨一队。天黑了，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探照灯亮起来，黑暗中出现了几百个党卫军，牵着警犬。雪还在下。
集中营的大门开了，看来，大门外等待我们的是更黑的夜。
前几栋楼的队伍开始齐步走，我们等候着，五十六栋楼全都撤离后才能轮到我们。天气很冷，我兜里有两块面包。
真想吃！但我知道不能吃，现在不是时候。
轮到我们了。53号楼……55号楼……
“57栋，齐步走！”
雪仍然不停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