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作者:[美]埃利·维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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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作者:[美]埃利·维赛尔-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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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火……”
    几个年轻人再次将她捆住,塞住她的嘴,还揍她。人们发出了赞许的喊声:“让她安静!让那个疯子闭嘴!这里不
光只有她自己……”
    她的头部挨了几下致命的重击。她儿子死死地抓住她,一声都不吭,他不再哭泣。
    那个夜晚好像无涯无际。直到破晓时分,沙什特太太才安静下来。她蜷缩在角落里,目光呆滞,盲视着远方,不再
看我们。
    整整一天,她都这样默默无语,心绪茫然,周围虽然都是人,她却孤苦零丁。到了晚上,她又开始大喊大叫:“火!
在那儿!”
    她指着远方,总是指同一个地方。谁都不想再打她了。闷热、焦渴、恶臭,空气凝滞,令人窒息,但同她的尖厉的
叫声相比,反倒算不上什么。再熬几天,也许大家都会像她那样厉声尖叫了。
    火车终于进站了,靠窗子的人读出了站名:“奥斯维辛。”
    谁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停了。下午过得很慢。后来,车门开了,警卫允许两个人去打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大家,他们用一只金表换来一条消息,这儿就是目的地,我们要下车了。这儿有一座劳工集中营,
条件不错,家人不会被强行拆散,但年轻人得到工厂干活,老人和病号到田里干活。
    大家信心倍增,我们突然自由了,从昨夜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感谢上帝!
    沙什特太太依然蜷缩在角落里,默不作声,一点也不为周围的乐观气氛所动。小儿子搓着她的手。
    黄昏时分,车厢里暗了下来,我们把剩余的食物全吃光了。晚上十点,大家都想挤个地方小睡片刻。我们很快打起
盹来。突然:“看呀,火!看呀,着火了!就在那边!”
    我们霍然警醒,再次冲到车窗旁。刹那间,我们相信她了。但是,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我们又回到各自的
地方,羞愧难当,恐惧感却油然而生。她又嚎叫,也因此又挨打,人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一个德国军官在月台上逡巡,我们这节车厢的负责人叫住他,请他把女病人转移到医疗车厢里。
    “耐心,”德国人答道,“要耐心点!很快就会把她弄走。”
    大约十一点钟,火车再次启动。我们挤在车窗旁,火车走得很慢,大约一刻钟后,更慢了。在车窗外,我们看见带
有倒刺的铁丝网。我们明白,这儿就是集中营。
    我们忘记了沙什特太太的存在。但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喊声:“那儿,看!看那团火!看那团火焰!”
    火车停了。这一回,我们看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冒着火焰,火焰直冲夜空。
    沙什特太太沉寂下来,她一声不吭,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她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我们凝望着黑暗中的火焰,一股恶臭味弥漫在空中。车门突然开了,几个相貌古怪、身穿条纹外衣和黑裤子的人跳
进车厢,他们手持电筒和棍子,一面乱抽乱打一面吼叫:“都出去!把东西留下!快点!”
    我们跳了出去。我瞥了一眼沙什特太太,她的小儿子依然抓着她的手。
    火焰就在我们前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灼烧皮肉的气味。现在一定是午夜了。我们到了,到了伯肯诺。

第二部分

   奥斯维辛
    我们带着心爱之物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那些东西全都留在车厢里,与我们的幻想一起留在车厢里。
    每隔数码站着一个党卫军,端着机枪冲着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着。
    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挥着棍子命令道:“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
    这两句话讲得那么平静,那么冷漠,那么无情。仅仅两句话,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只觉
得父亲的手使劲捏着我的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转眼间,我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兹波罗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抚摸着妹妹的金发,好像在保护她。我眼睁睁
看着她们渐行渐远。我和父亲一起走,和男人们一起走。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此地,母亲和兹波罗会永远离我而去。
    我继续走着,父亲牵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一个老人摔了一跤。旁边的一个党卫军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我惟一的念头是不要与他分离,不要孤身一人。
    党卫军军官命令道:“站成五排!”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在一起时必须保持队形,这是命令。
    “嗨,小孩,你多大了?”
    问话人是一个囚徒,我看不清他的脸,却听出他疲惫的声音很和蔼。
    “十五岁。”
    “不,你十八岁。”
    “可我没有十八岁,”我说,“我十五岁。”
    “傻瓜。听我的。”
    然后他问我父亲。父亲说:“我五十了。”
    “不对,”听上去那人很生气,“不是五十,而是四十。明白吗?十八岁和四十岁。”
    他消失在黑暗中。又一个囚徒走过来,开口就是一串脏话。
    “混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来这儿?”
    有人壮着胆子回答:“什么?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儿?人家强迫我们来的。”
    那人气势汹汹,好像要杀人:“闭嘴,你这个白痴,不然我就把你撕成碎片。你们就是上吊也不应到这儿来!难道
你们不知道,奥斯维辛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不知道?1944年了还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也没跟我们说过!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话音更加严厉:“那边,你看见那边的烟囱
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焰,看见了吗?(是的,我们看见火焰了。)那边,他们就要把你们带到那边,那边就是你们
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群混蛋,什么都不懂?你们会被烧死的,烧成残渣和灰烬。”
    他怒不可遏。我们呆若木鸡,惊如僵偶。难道这是一场噩梦,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
    我听到周匝响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咱们得干点什么,不能听任人家宰割,像在屠宰场里杀牲口似的被杀
掉。咱们得反抗!”
    人群中有几个鲁莽的小伙子。他们身藏刀子,劝说大家袭击手持武器的警卫。其中一个人嘟哝道:“应当让全世界
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奥斯维辛。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当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长辈们恳求儿子们不要干蠢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虽然人家把刀悬在我们头上。但智者教导我们……”
    反抗的气氛被压制了。我们继续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中央站着一个人,我当时不认识他,他就是蒙格尔
博士,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典型的党卫军军官,有一张足智多谋却残忍无情的脸,戴着单片眼镜。
他手里拿着一根乐队指挥棒,四周簇拥着一群军官。他不断舞动指挥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没过多久,我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多大了?”他问道,装出慈父般的模样。
    “十八岁。”我的声音发抖。
    “身体好吗?”
    “好。”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所有人都出来!”又一声令下。十几个吉卜赛人过来监视我们,周围响起一片棍棒声和皮鞭声。我双腿打颤,我
怕挨打,躲在了别人背后。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站队,横五行纵五列!”
    那天早晨,我看见囚徒们在附近干活,没有警卫,只有烟囱的暗影……我在阳光和梦幻中昏昏欲睡,有人扯了扯我
的袖子,是父亲:“来,孩子。”
    我们齐步走。大门打开,又关上,我们继续在铁丝网里齐步走。每走一步,都会看见绘有黑色骷髅的白色标牌,上
面写着:当心送命!真荒唐,在这儿,命算什么?
    吉卜赛人在工棚附近停住,党卫军接替了他们。他们端着机枪,带着警犬,站在我们周边。
    我们走了整整半小时。举目四望,我发现身后有铁丝网。我们已经离开了集中营。
    现在是五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金乌西坠。
    但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另一座集中营,四周是铁丝网。大铁门上方写着一行字:ABREIT MACHT FREI ——工
作换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这里比伯肯诺好。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还有一些小花坛。我们被领到一座“楼房”附近,
在入口处停下,坐在地上,再次等待。不时有人进去洗澡,这是规矩,非洗不可。从一座集中营转到另一座集中营,一
天数次,每次都得洗澡。
    洗完热水澡后,我们在黑暗中哆嗦着身子。我们的衣服全被扣下了,他们说要给我们换衣服。
    大约在午夜时分,又有人命令我们跑步。
    “快!”卫兵们喊道,“要想早睡觉,就得快跑。”
    我们发疯似地跑了几分钟,跑到一座新楼旁。一个负责人在那儿候着,他是波兰人,很年轻,冲我们微笑。他对我
们说话,我们虽然疲乏极了,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同志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
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来,坚定信心。我们都会看到解放的那天。
要相信生活,一千倍一万倍地相信。惟有赶走绝望,才能远离死亡。地狱不会长存……我为大家祈祷,或者给大家一点
儿忠告。你们要保持同志之情。我们都是兄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头顶上飘着同样的烟气。要互助,惟有如此,
大家才能活下去。好,我说得够多了,你们也累了。记住,你们住在17号楼。我负责维持秩序,谁要是有难处,可以找
我。就这些,睡觉去吧,两人一张上下床,晚安。”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
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
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
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 —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
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
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
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
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
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
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麦淇淋是一种人造黄油……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
“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
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
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
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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