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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墨子觉得这是瞎折腾。听音乐可以使粮食增产吗？不能。听音乐可以使战争胜利吗？不能。那还听音乐干什么？这种论调，今天一听就觉得刺耳，很容易觉得太狭隘、太偏激。但应该注意到，墨子面对的是一个把音乐功能夸张得过分的对手。儒家说，五音和谐中，包含着治国的大道。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而低级趣味的音乐，更是会带来自然灾害。墨子不承认这个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对拍的过程中，就走了极端。这就像你说莎士比亚很伟大没人会有意见；但你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肯定是要有人指责你说便宜话，甚至翻老账说，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被炒得那么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从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颠。
另外，当时所谓乐，外延比现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娱活动。它们的开销确实太大了，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条一样，不管孔子本人怎么看，国君加大礼乐方面的经费投入，对儒生有利。
第四条，儒家信奉乐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观也比较复杂。大体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怀抱一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完全没有鼓吹人偷懒的意思。墨子这么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门自己已经把天命观庸俗化了。毕竟，明知道不成功还坚决不放弃的犟脾气，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备可推广性了。所以，这条批孔或许不准确，批孔家店，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时，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共十条：
尚贤（让有本事的人当官）；
尚同（所有人应该保持一致）；
兼爱（爱所有人就像爱自己）；
非攻（反对侵略）；
节用（节省开支）；
节葬（主张薄葬）；
天志（天有意志，天代表着世界的终极价值）；
明鬼（证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乐（反对娱乐）；
非命（不相信命运）。
这其中，天志、明鬼就是在反对儒家“丧天下四政”的第一政，节用、节葬反第二政，非乐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在批儒时没提是因为这四点在当时和儒家没有直接的冲突。
其实区别是存在的，而且很关键。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非攻就是反战，反战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算有特色。
春秋时的战争多少还保留着些西周军礼的遗风。宋襄公恪守“不重伤”“不擒二毛”（头发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规矩，虽然被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当时的风评，却不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发生在晋楚之间的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有名的惨烈大战，然而邲之战胜负已分后楚军指导晋军怎么逃跑；鄢陵之战时晋国大夫则在战场上还要抽空向楚王下车行礼，这些也都被传为美谈。
到了战国，可是整个儿变了局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眼见着大地血染，白骨如雪，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
墨子《非攻上》开宗明义，证明发动战争是不义的。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不对，杀人则比偷牛马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的人更多，所以特别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如此夹缠的一大篇，可抵得过庄生的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把墨子骂作禽兽的孟轲孟老夫子，也曾宣称“善战者服上刑”，最好各国都把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杀了，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孟子的反战，比墨子还要彻底。墨子非攻，但是对“诛”却很赞许。就是说，像古代圣王那样发动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那些热衷侵略屠戮的元凶巨恶，谁不爱扯个正义的大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又有多少人是满腔热忱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巨侠的这个缺陷，庄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
孟子反而没这个问题。不义的战争他反对，而一旦正义，他就坚信应该有征无战。商汤征伐四方，结果是往东边打西边着急，往南边打北边着急，少数民族兄弟都抱怨说：“你咋才来呢？”（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周武王讨伐商纣，商王朝的军队立刻临阵倒戈，为王前驱，争先恐后当了带路党。道德感化力强悍到这一步，仗当然是打不起来了。也有说法认为商周之战杀得血流成河，血河上面漂着被丢弃的大木棒，孟老师是绝不认可的。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相信的，就是那些圣王战争打得很暴力的记录。
所以，只要战争是残酷的，它就一定不正义。孟老师这个反战逻辑，称得起一以贯之。当然，一旦面对现实，它立刻就显得无比脆弱可笑。事实上，墨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拿儒家开涮的。西周、春秋时代温和的战争规则，儒家对之始终有一种怀念，但墨家就说，要不你就别打，要打你就应该下死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懂不懂？说什么敌人逃了就别追啦，虚拉几下弓弦不放箭，逃敌的车陷坑里就去帮他推车……这算什么呢？
说到底，墨巨侠“非攻”的与众不同，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是实践派。
庄子话说得再精彩犀利，孟子话说得再慷慨激昂，面对屠刀，你们有办法吗？
可是巨侠就有。他能够以暴力对暴力，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云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数已经用尽了，但我防备的办法还有余。
而墨子最有名的“非攻”实践，自然是救宋的故事。
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很着急，从齐国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楚国郢都。先见公输般，再见楚惠王。一从道义的角度论证攻宋不合理；二从成本收益论证攻宋不合算；三模拟演练，证明宋国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墨子冒着生命危险，总算是保住了宋国。
而墨子回去的时候途经宋城，宋国人居然不让他进门避雨。
照例，介绍墨巨侠行侠仗义的业绩时，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煽情结尾，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有的古书说，墨子是宋国人；有的古书说，墨子在宋国做过官；还有学者分析，墨子的思想，和宋国的文化氛围很合拍。就算这些说法都不对，但要确定墨子和宋国关系挺密切，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宋国人没理由不认得墨子。再说，墨子刚刚才跟楚王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在宋国帮助守城。现在老师来了，这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问题就出在帮助守城上。
墨子向公输般和楚王证明了自己的守城技术和设备很了得。但打仗是个系统工程，光靠技术、设备肯定不够，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守城措施，才能做到实战像模拟一样无懈可击。这才是墨子真正的底牌。
当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宫里演练攻防的时候，在禽滑釐率领下的三百墨家弟子应该是在宋城忙着这样的工作：
禽滑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守城的官吏、小军官、富人以及贵戚的亲眷全部集中起来住到官府，安排可靠的人把他们保护和监控起来。实际上，是拿他们当人质，这样才能确保城中关键人物不会叛逃。
其余墨家弟子们则迅速分散到全城各个角落，一部分查点百姓家的木材、砖瓦、石头等器物的数目，登记其长短和大小。另一部分则组织安排城里的官吏、士兵和百姓结成联保联防。
这一切完成后，禽滑釐飞速赶到中军，击鼓三次，这意味着宋城开始戒严。从这一刻起，城上道路、城内街巷都要禁止通行，擅自出行者，斩。
粗手笨脚的军人甲导致了一场火灾，一旁的军人乙惊叫：“失火啦！”不远处，隶属于另一防区的军人丙闻声前来救火。禽滑釐听到汇报，确信军人甲并非故意纵火，松了口气，传令：军人甲、乙、丙，皆斩。——因为乙不该惊叫，丙不该多事。正确的应对，应该是军人甲、乙静静救火，军人丙原地不动。这样，救完火后，只要砍军人甲一颗脑袋就可以了。但如果甲是有意放火的，则应处以车裂之刑，乙则要连坐处死。
师弟曹公子慌慌张张地来向禽滑釐禀报，宋城的局势有点失控。有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人在大街上奔跑；还有百姓企图爬上城楼，观望敌情……禽滑釐不耐烦听他说完，重重一挥手：一律处斩！
一个企图给楚军传递情报的间谍被抓住，理所当然的，这个人将被车裂。禽滑釐却发现，间谍所在地的街坊里正、负责守护街巷的居民和相关部吏对此事竟一无所知，为了提醒城中其他地区提高警惕，这些人也一律死刑……
上述场景，是我根据《墨子。号令篇》推想的。这是篇专讲危急关头怎么布置城防工作的文章，或者干脆点说，它就是墨家一份军法性质的文件。
毫无疑问，在按照这份法令打造防御体系的过程里，宋国人被深深地折腾了。而最终结果是，墨子的游说成功了，楚国人并没有来。
我们知道，平民百姓也不是好伺候的。你加大国防投入而侵略并没有发生，他们往往就会相信侵略本来就不会发生。宋国的带路党会说，楚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野蛮国家了，现在它是友好的，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根本不会侵略我们。宋国的爱国愤青会说，楚国是混蛋，但楚国已经没落了，被自己国内那点破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出击，宋楚之间必有一战，但应该是我们灭他们！总之，这些人一致认为，牺牲和平生活大力搞防御系统，纯属毛病。
所以，他们不让墨子避雨，也许是对墨子有怨气。
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当年读了《号令》之后，因为打游戏而对墨家产生的浪漫想象也就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拿今天的标准谴责墨家残忍不人道，而是必须记住，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墨家作为一个人数不多，背后也没有强有力支持的军事团队，这样高度的警惕和铁一般的纪律，是他们生存的唯一选择。
记住这一点，再理解墨家的其他很多主张，应该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墨家的招牌观点“兼爱”，强调爱无需血缘纽带，爱别人的生命就要像爱自己一样。一同经历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友袍泽，大概是最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
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墨子把自己的书给楚惠王看，后来别人转告墨子，楚王对此书的看法是：“贱人之所为也。”
也就是说，墨子这书，是在为社会底层的人说话。
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捧墨子是“平民思想家”。对墨子的定位其实和楚王是一致的，只是贬义变成了褒义而已。
墨子确实关心广大人民，他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
仁德之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这话当然很动听，但有一个怎样定义“利”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孩子，你听我的，我这是为你好。”“求求你，不要为我好了！”这就是对“利”理解不同造成的尴尬。
好在墨子也说了他对利的界定。紧接上面引的那句：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而不注重个人享受。为了个人享受而“亏夺民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这句话墨子不是随口说的，他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超出这个范围，他就觉得是多余的。读墨子的书，有时候会想叫他“墨非子”（“非”是批判的意思），因为多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老是非来非去：非攻、非乐、非儒、非命……还有节用、节葬也可以叫非侈，天志、明鬼也可以叫非唯物主义。
各种奢侈品是不必要的。衣服能保暖就行，好看多余；食物能填饱肚子就行，好吃多余；房子能遮风挡雨防盗就行，豪华多余；手机能用就行，苹果都多余……其余一切东西，皆可以此类推。再比如说，人，健康就行，长得好看多余——墨子跟帅哥多少是有点仇的——批判社会上不当得利者的时候，他多次把“面目佼好”者拿出来说事。
墨子还反对国君纳妾太多。因为这会让人民群众娶不到老婆，也就没法多生孩子（墨子非常关心生孩子的问题）。这本来是个很平常的见解，但有学者借此说，墨子是主张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这就未免太夸张。墨子肯定是比较鄙视女人的，“疼老婆”他都觉得不合理。墨家拍儒家的砖，其中有一条就是：父母去世，儒生服丧三年；老婆和大儿子死，儒生也主张服丧三年。这是把老婆、儿子放到和爸妈同等的地位上，为了自己偏爱的人而搞乱了尊卑秩序，真是岂有此理。
墨子又主张薄葬：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地服丧哀悼。
这个主张，是今天的人最能理解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墨子提倡的这种葬法，也已经不薄。这是时过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