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而未见其可恨，鲁迅并未给他“顺手一枪”；而对庄子的狼狈处境，鲁迅不说有几分幸灾乐祸，至少也绝不同情。
《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一年，鲁迅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极论为文做人，非有“是非”不可。如：
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为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不用说，鲁迅的论敌们，为了说明争论之无谓，是热爱引用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或者，这便是鲁迅写《起死》的一个重要动因。一团和气则无生人气，那便从《庄子》里拿过一个死人来。看看用生死齐一的高论面对现实，是怎么一个结果。
不论是读鲁迅的作品还是传记，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他身上极少有所谓的“文人气”。重实干而恶“高论”，大概也算少文人气的表现之一。《故事新编》中关涉先秦诸子的三篇。《起死》写庄子，固然多是挖苦，《出关》中对老子的态度也是戏谑为主。唯独《非攻》里的墨子，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正面的形象。
大概，诸子中唯独老庄最多高论，而墨子却是实干家。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如夏瑜，如吕纬甫，如魏连殳，结局或以死亡，或以消沉。然而，他们都曾经是行动者。即使后来外表上不得不泯然众人，内心仍有极强烈的痛苦。这痛苦，便是鲁迅与他们的同情所在。
至于像庄子这样从根本上就拒绝行动的孤独者，鲁迅就是另一种态度了。
说鲁迅不喜庄子，当然大谬不然。《汉文学史纲要》里的评价极高：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这自然是显证。另外，鲁迅推崇魏晋，对嵇康尤其还有些偏爱。而论魏晋时代，总不可能扣除掉庄子的影响。
问题恰恰在于，庄子的影响实在太复杂。《庄子》各篇，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社会看似不认真的态度。不过是因为别有关注而不认真，还是其实很认真，因为激愤太深而显得不认真，或是觉得调戏一切正常的价值，更方便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则难说得很——后来者愿意选择怎么接受，就更难说。
前面说到，滑稽可以是真话的保护色，但不应该忽视了滑稽也可以是谎言的兴奋剂。如秦晖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议论：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摩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
当然不能说《庄子》全书都是这个调子，但《庄子》中确实有这个调子，后世热爱庄子的人，也有不少正是持这个调子。
比如东汉的马融。《庄子》秦汉时很被冷落，是马融把《庄子》从断烂的竹简堆里翻出来，重新给炒热了。但现实生活中，马融是这样运用《庄子》的：
（马）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
这里的“老庄所谓”，不过是把贪生怕死理论化而已。
再如西晋的郭象。我们今天读的《庄子》，都是由郭象的注本派生出来的（更早的《庄子》是什么样，已经无从知道）。但这个郭象注，却始终被抄袭的公案纠缠着。当然，这是个争论极多的问题。不过，对郭象最善意的评价，也不过是说他对向秀的注有所发展，不能纯以抄袭视之。大概，他也是在实践“齐物论”，抄不抄都是一回事吧。
《起死》的后半部分大有深意。旁的孤独者面对庸众，往往是彻底的无奈和绝望。这位小说中的庄子，却只是一时的狼狈。很快，他便有了对策——“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
巡士闻声而来，和庄子套起了近乎，因为他们的“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听说庄子此行是要去见楚王的，那敬意就更了不得，于是汉子被吓得退走到乱蓬里，借助官府的权力，庄子轻轻松松地脱了身。
还是鲁迅的话：“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隐与官，原是一伙的。
第六章 荀卿救世
“伪”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荀老师自己也没说清楚。《性恶》篇里，他极力强调不是；但在《王制》《非相》等篇里，他又隐然说是。对此，不喜欢他的人，就骂他自相矛盾；喜欢他的人，则替他圆话，夸他区分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个人的意思，是对此不妨看淡一点。先秦诸子中名头最响亮影响最深远的七个大腕（老、孔、墨、孟、庄、荀、韩），没有谁会去精确定义一个概念，然后一以贯之地使用它的。发现逻辑漏洞必为之圆，类似西绪弗斯的工作，会把自己累死；抓住一点逻辑漏洞必穷追猛打，则不妨直接判定诸子都无足观，引用鲁迅的话，“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看别的去吧。
世相过于纷纭，逻辑有时而穷，诸子的言论，往往是针对直接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发，很难以普遍原理视之。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综合他们的全部言论，判断一下他们的大致立场和兴味，将之完全一贯，是不大可能的。
引子
孔子的寿命是七十三岁，孟子据说活到了八十四岁，在当时都算非常长寿。
但荀子可能还要长寿得多。
司马迁为荀子立传，话不多，引起争论的地方却不少。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意思是说，荀子五十岁的时候到齐国，到齐襄王的时候成了硕果仅存的前辈。看这语气，他到齐国应该还在齐襄王继位之前，就近算他是齐湣王时来的，也就是公元前284年以前。
《史记》又说，春申君死的时候，荀子还活着。春申君死，是公元前236年。算下来荀子起码活了九十多岁。
荀子也确实是个不服老的典型。他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对的，但智商和判断力“永远年轻”。
荀子名况，经常也称“荀卿”或“孙卿”。姓被改成孙，可能是因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卿可能是他的字。当然，这类问题照例有争议，我们也照例不深究。
荀老师很自负，这点他和孟老师很像。孟老师喜欢跟人辩论，但强调自己是“不得已”；荀老师则非常直接。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荀子。非相》）
是君子就一定爱辩论。只要是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推崇的观点，咱们君子还尤其突出。
孟老师说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荀老师更狠：
君子……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不苟》）
这句话的意思是：咱们君子，说到自己有多光荣美好的时候，把自己和舜禹相提并论，和天地等量齐观，那也不算吹牛。
人得有多自信，才敢说这个话？相形之下，孟老师简直算低调。
两个如此强势的人，即使价值取向完全相同，大概都很难彼此喜欢。何况，对太多问题的看法和思路（后者更关键），他们都是相反的。
救世实践派
如果古籍中关于荀子的记载均为真，则此君绝对是个“祥瑞”——他在燕国，发生了燕王哙禅让的大动乱；他在齐国，结果乐毅率领五国联军下齐七十余城；他去了趟秦国然后回到老家赵国，于是长平之战打响；他还赖在邯郸不走，于是有了邯郸之围；最后春申君收留了他……春申君的结局，你懂的。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荀子是战国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
这句话，分量很重。那么多儒生，绝大多数都只配作大师座下的传教士；要当大师，光靠有复印机和传声筒的本事肯定不够格，一定要有自己开创的独门功夫。
即使不谈思想，荀子的特点也很明显。
第一，他活动范围特别大，去过的国家特别多。
周游列国，是孔子开的头。孔老师从鲁国出发，到过齐国，在卫国住了很久，还经过了宋、郑、陈、蔡等一系列小国，作短暂的停留。在黄河边，老人家隔着逝者如斯的滔滔河水，看了看对岸的晋国；南下，在楚国边境上，孔老师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基本上，孔老师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两个省。而他的步履之所至，目光之所及，也就是后来思想最活跃，学者辈出的地方。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以前的诸子，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和河南人。他们多半是爱跑动的人，但也只在山东、河南之间跑。
儒家弟子，不少去了孔子想去而没去成的晋国。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往西跑得更远，而是晋国分裂成赵、魏、韩之后，势力东移了。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教书，是在现今的河南长垣（钱穆的说法）；孟子见梁惠王，地点是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他们都没到太行山以西。
墨子活动的区域，算是特别大的。他到过楚国的王都，这点孔老师比不了。但他在楚国待最久的地方是阳城，即今天的河南方城县。墨子的学生见过越王，不过这不意味着这孩子曾远赴浙江，而是当时越国已经把首都迁到了山东琅琊。越王想封给墨子土地五百里（大致在以前的吴国属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南一带。墨子没同意，我低级趣味地想，嫌那里太偏远，可能也是一个附带原因。
今天一说楚国，大家都会想到湖北、湖南一带。其实河南南部，也是楚国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老子、庄子，往往都被当作是楚文化的代表。老子是苦县人，庄子是蒙人，这两个地方到底是今天的哪里，有争议，但也都是河南人内部的争议。
战国七雄中，有三个国家在山东、河南没什么地盘。西方的秦国，北方的赵国和东北的燕国，这三国，原本都不出文化人，纯粹的文化人也基本不去，去的都是实践派和野心家。
但荀子，在这三个国家都待过。
第二，荀子本身是赵国人。
荀子之前，赵国没出过著名学者，与荀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也只有一个慎到，一个公孙龙。
荀子是赵国人，但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很成功。到齐襄王的时候，说他“最为老师”，也就是公认的前辈大师；“三为祭酒”，也就是多次被评为首席专家。
当时的学术界，齐国稷下堪称凤巢，赵国恐怕只能算鸡窝，荀子是鸡窝里飞出的凤凰男。
这对荀子看问题的视角肯定有影响。
这和一个在文化中心长大的孩子，忽然有一天登泰山而小天下，看到了前辈们看不见的落后地区，然后决定送戏下乡传播先进文化，是一回事。
但在比较落后的赵国长大，既看到学术最发达，思想最精致，却独独对山雨欲来的天下大势格外迟钝的齐国，也看到了野蛮落后，但强悍进取，所向无敌的秦国，那又是另一回事。
荀子在战国学术传统的庐山之外，他的心里，有自己的秤。
第三，荀子亲身经历的大事件之多，也不是孔孟可比。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乱世里，孔老师在世的七十多年（公元前551—前479年），其实算是个相对太平的岁月。当时天下最动乱的地方，一个是南方，楚吴越在争霸；一个在山西，晋国的六卿在夺权。这些都太遥远了，作为一个经常在河南溜达的山东人，孔老师是动乱的局外人。
至于鲁国、卫国的内政，脏事儿破事儿当然少不了。但总的说来，各个政治派别都还保持着较好的自我抑制力。斗归斗，但把政敌的肉体彻底消灭却很少被作为终极目标。正是在这样温和的环境里，孔老师才能从容品味时代的黑暗，追忆往昔的荣光。
孟子面对的现实（主要是前4世纪的中后期）就惨痛得多。尤其是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术，让中国人第一次见识到战争的手段可以如此流氓却又如此有效。马陵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41年，照一般算法，此时孟子刚过而立之年；马陵（今郯城县）与邹国（今邹城）同在山东省西南部，相距并不远，对这件事，孟老师想必印象深刻。
而被偷袭之后梁惠王的反应则体现了人为了复仇可以有多么疯狂。孟老师评价说：
“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
有了这样的见闻，所以孟老师对战争和暴政的控诉比孔老师显得更忧心如焚。就比如“糜烂其民而战”这六个字，朴素明了。今天的中学生仍然能一望而知，但寄寓情感之沉痛，真是穿越千古。
荀子比孟老师大概又要小上几十岁，两人活动的年代有交集。但总的说来，就在这几十年间，社会形势的变化已是天翻地覆。和荀子所经历的事件相比，即使是孟老师那个时代，都还可说相当平静而富于人道主义。
荀老师经历的大事，第一件是燕王哙禅让。
这是孟、荀二位老师都赶上了的事。禅让的结果是导致了燕国的高层彻底分裂，然后大动乱爆发，《史记》对此的记载是：“构难数月，死者数万”。这个死亡人数在当时也许不算特别惊人，但重要的是，这个恐怖的灾难不是发生在遥远的边疆，而是在繁华的都市。燕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颇受和平眷顾，很少看见流血的人骤然看见这样尸山血海，尤其会觉得惊心动魄。
年轻的荀子，就是这场大动乱的亲历者；而身在齐国的孟子很快也听说了这件事。但他和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