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娱自乐的性质多一点，成色还有很大的不足。
孟老师说，行了仁政，你这个王，就可以十足真金了。为什么呢？只要你推行保障人民利益的政策，那么全天下的各色人等，都会愿意成为你的国民。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找官做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的商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
显然，孟老师心目中，只有好体制和坏体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的要求。如此发展下去，就是中学语文课上学过的话：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
孟老师告诉梁惠王，你不是想跟商鞅、孙膑他们找场子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老百姓，提根棍子就能把装备精良的秦兵、楚兵给揍了。
说到这里，实际上面临着跟墨巨侠类似的问题。仁政听起来这么美好，做得到吗？
孟老师说，当然做得到。我跟墨子那个禽兽不一样，那厮心理阴暗，只看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而咱们强调的因素刚好相反。
将要被屠宰的牛，你看看它的眼神，听听它的哀鸣，那种恐惧有没有打动你？那种求生的渴望有没有打动你？你有没有同情心油然而生想给它一条活路，或者至少不忍心吃它的肉？
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了，你有没有想赶紧拉他一把？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跟他的爸爸套交情吧？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要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名声吧？你拉他不是因为嫌孩子的哭声难听吧？那是为什么？这是源自人类天然的同情心啊！
孟老师说，这就足够了。把这份爱心推广开来，就是仁政。
所以，在孟老师看来，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
【段子为证】
把仁义理解为共同利益，并不是按照今天的思维捏造出来的新说法，而是古已有之。孟老师这句话单独拿出来，造成了仁义和利益对立的效果，儒生往往也觉得不好接受，于是他们捏造了一段孟子和子思的对话。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显然，编这个故事的人对孟子的话不满，又不敢直接反驳，只好抬出一个比孟子更有来头的人物，借他的口说，仁义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利是道义的总和。
这个虚构的故事被司马光采集进了《资治通鉴》。但他又打圆场说，其实子思说的和孟子说的，是一个道理。不过仁义才是最大的利，这个道理过于深奥，只有仁义的人才明白，梁惠王这种野心家是听不懂的。所以孟老师才会干脆主张只谈仁义不谈利。
性善论的软肋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韩非子。显学》
这段话的大意是：巫师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不死，说得你耳朵起老茧，你能因此多活一天吗？这就是人们鄙视巫师的原因。儒家游说君主，不说治国的具体策略，只说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多么美好，和巫师又有什么区别？
性善论是孟子的招牌菜，但理解起来，麻烦却很多。
我们把问题尽量简化。人性是什么，当然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不过我们今天说人性，一般是把人与生俱来的全部特性，都算人性。而孟老师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人当然是生来就会作恶的，但使人作恶的天性却都只算禽兽性，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只有那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才算是人性。
这个人性才是善的。今天，口语当中骂人说，“你丫没人性”，这倒是在孟老师意义上使用人性的概念。
我不在这里抄《孟子》里那些关于“性”的讨论，原因也在这里。孟老师和他的论敌们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往往完全不同。鸡同鸭讲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孟老师并不认为人本质上有多善；但是孟老师确实是在强调不管人和禽兽的距离有多么近，不管人可以有多么恶，这一点点天生的善，力量却是无穷的。只要把这点善发掘出来，就几乎无所不能。
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国君之所以可以安抚人民，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士人，士人之所以可以不屈服于权力，都源自这种向善的能力。
鼓吹性善，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并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而类似于一种激励教育。你天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真聪明，肯定能学得比别人好，他也许就真的爱学习了。你经常说人可以很善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就真的乐于去做好人了。
这种正面激励功能，谁也不能否认。但如果把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是强调既然人性善，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
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它的逆否命题就非常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人。”——好，你为啥没有成为尧舜？你是不是放弃了天赋的良知良能？你还配做个人吗？你不是人，所以我杀你也就不算杀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如果这种主张真的能跟政治权力相结合，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演为暴政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拿这点来责怪孟老师本人，有点过苛。因为孟老师不是一个一以贯之、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虽然他有时会抛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调主张，但大多数时候，还不至于跟常识常情过不去。孟老师说，老百姓没点固定资产，跟他谈道德往往就没法谈；年成好了，年轻人就比较乐意学做好人，年成坏，年轻人往往就容易成为暴徒。这都是些很能体谅人情的说法。他的道德绳索，基本可算很宽松。
但性善论可能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在孟老师这里就比较严重。
孟老师太相信善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他平治天下的方案里，暴力因素（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占的比例极低。
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捍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
第一，暴君可能整得民不聊生，但唯独给军队的待遇特别好。罗马皇帝塞维鲁有云：“让军人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这个道理当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却不难得逞于一时。对此，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明白，只有孟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明白。
第二，孟老师嚣张惯了，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他看不到恐惧的力量。对暴君的习惯性恐惧，使人民不敢反抗，而这种压抑感，正需要通过凌辱杀戮他人来释放。比如骊山释放刑徒，就没有按照孟老师的逻辑行事，他们非但不曾调转武器杀向秦二世，反而是神勇无比地把陈胜、吴广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军营集体生活的热爱，杀人时也另有一种快感。当代一部研究士兵心理的书中介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的体验。
“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
现代人受文明约束比较多，所以对这种快感更多遮遮掩掩，古人就野蛮也坦荡得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听说打仗了如“饿狼见肉”，就是这种心态活灵活现的展示。
另一方面，孟老师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只怕也大大高估了。我们不妨参考《天龙八部》里面的一段描写，少室山下，武林群豪围剿萧峰——
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大叫：“姓乔的，你杀了我兄长，血仇未曾得报，今日和你拼了。”跟着又有人喝道：“这乔峰乃契丹胡虏，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听得呼喝之声，响成一片，有的骂萧峰杀了他的儿子，有的骂杀了父亲……群豪虽有一拼之心，却谁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战。人人均知，虽然战到后来终于必能将他击毙，但头上数十人却非死不可，这时忽见慕容复上场，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为之一振。
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振得何其猥琐——然而却也是群众中常见的心理。经济学上，谓之“搭便车困境”。
群豪与萧大王有父子兄弟之仇，不可谓不深；民族家国之恨，不可谓不厚。这些仇恨比起抽象的“仁政”带来的利益，更是直接切身得多。然而饶是如此，他们仍不敢上前挑战，而寄望于别人先去送死。仁政这个东西，人民群众感情上当然都很支持。别人为了捍卫仁政而流血牺牲，大家也乐于致以崇高的敬意，但自己是否愿意为它把命搭上，那就另说了。
然后必须说明的是，即使把人民群众的士气都调动起来，甚至对他们也进行了足够的武装，加以相当程度的军事训练，也就是说，做到了比士气比装备比训练，咱们的正义之师都不比那些邪恶部队差，胜负仍然是未知之数。
这点孟老师当然不信。外部条件双方都均等，比军队规模，得道自然多助，支持仁政的肯定比支持暴政的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有不赢的吗？孟老师和齐宣王之间还有这样的对话——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孟子。梁惠王》）
邹国小，楚国大，所以邹国一定打不过楚国；同理，齐国小，天下大，所以齐国一定敌不过天下。
齐宣王当时是被孟子唬住了，也许今天仍然有人觉得这番话听来很有道理。
但这偏偏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秦国就不可能取得天下。
很多人指出过，天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一国要与天下争锋，只要各个击破就可以。
其实，即使天下是一个整体，它对齐国的优势，也不能与楚对邹的优势相比。
原因很简单，等比例放大，是行不通的。
这个道理如同你把我的书撕一页下来折纸飞机，可以飞得很流畅；你拿一整张报纸折飞机，软塌塌的，根本飞不起来。你想挖一个一米深的坑，随便挖；你挖十米深的坑，不给四壁加固的话你就自埋吧。猎豹可以腰间无骨灵活自如；大象、犀牛却必须要有一副粗笨的骨架才能支撑沉重的身躯。
同样，打仗不是人越多越好。人数超过一定上限，组织、后勤的成本就会高到无法承受。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把天下的军队集合起来，是怎样一个过程，看看汉朝怎么打匈奴就知道了。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汉书。匈奴传》）
发动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天的军粮，必须东到山东沿海，南到江淮地区全国总动员。花费一年时间，集结都无法完成。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先头部队却已经被前线军营的恶劣条件长期折磨，人员疲惫，设备损耗，失去作战能力。
楚国打邹国，有能力从容组织一支人数占压倒优势的部队；天下打齐国其实做不到这点。如果齐国被天下揍了，那牵涉到的因素一定有很多，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规模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总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像孟老师这么玩高屋建瓴，把难度如同挟着泰山蹿过北海的事情，看得像给老人按摩肢体一样容易，结果只能是三个字：不靠谱。
宋国推行仁政，引起齐、楚等大国的警觉，导致后来宋被齐国吞并。
孟老师对滕文公的姿态，几乎可说是耳提面命。但当滕国面临危机，滕文公向他问计的时候，孟老师的主意不过是要么你像古代太王那样流亡，要么你就死守。
像太王那样流亡是不可能的。那是七八百年前的往事，那还是地广人稀的时代，到处是未开垦的处女地，现在滕国所在的山东地区早已日渐拥挤，再没有多余的生存空间。
死守的话，滕国太弱小了，那就是受死。
于是滕国很快就灭亡了，宋国在自己被灭之前，把它给灭掉了——学者估算，时为公元前318年。当时孟老师早已放弃了最崇拜自己的滕文公，滋滋润润地在齐国享受客卿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