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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基本政治路线，必须与在“外部动作”中所运用的政治路线协调起来。它要能激发人民那种希望投入行动的潜在感情（包括爱国感情，宗教感情和社会感情等）激发起来，而争论的结果应能表明，吁请他们支持斗争的理由是正当的。同样对作战的胜利应坚定信心，相信我们必胜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强者”，而是“因为上帝（或者某一历史潮流）向着我们这一边”。要宣传历史决定论，以引导形势稳步地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能鼓舞群众去从事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壮举，就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宿命论的心理状态，但这是涂上乐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它同敌人的涂上悲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恰好相反；这种心理状态不同于穆斯林的宿命论，穆斯林认为不做征服者就得做奴隶，别无其他选择。
这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未真正认清白种人当年迅速征服世界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征服的民族都觉得，白种人是天之骄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主宰未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人的屡遭挫败所证明。我们西方人从此失去了面子，于是那些过去为我们起有利作用的精神因素，现在反过来为敌人起有利作用了。
心理战术明显地包括今天各种著名的技巧——宣传、训练和组织群众。它们由纪律森严、控制严密的干部来执行。在这一类的战争中，必须把握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心理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战场上，一切的行动只有当它们能够提高我方军民的士气或威望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说来，进行游击战必须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未能取得胜利，或者胜利很小，就应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必要时可以完全歪曲事实。同样，敌人也会扩大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心理效果，其办法是发表大量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正是西方报刊喜欢报道的。这里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尽管政治路线应当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但宣传有对内和对外之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能够充分配合起来，则冲突就会象星星之火一样，会迅速发展，而形成燎原之势。只要造成环境气氛的行动能够产生必要的最低威慑作用，而局部性的行动不是一开始即被扑灭，那么这种作战总是会有最后成功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是敌人自动放弃这一斗争（例如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如果“外部动作”未能阻止其他强国插手，则可能以划分成几部分的形式达成一种妥协（以色列和印度支那）。如果“外部动作”不能给“内部动作”以适当的支援，而敌人又有充分的决心，则作战就会失败（肯尼亚和马来亚）。尽管如此，那些在斗争期内所播下的种子，以后还是会萌芽生长的，或至少能够迫使敌人作极大的努力，而我方所消耗的资源却很小。
这最后一点指出了腐蚀法十分重要：如果作战是经过很好的思考并顺利进行的，则所冒的危险将极小，而可能的收获却极大。即使作战失败了，而敌人也会被迫花费巨大的努力来对付我方微不足道的努力。23年前，我曾以希特勒的战术为例，预言这类冲突是注定了将来要发展的。今天的事实早已超过了我所预言的范围。今天，我相信在核保护伞掩护之下，除非已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对策，除非在这个领域中也能象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建立有效的威慑，这一战争一定仍会继续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我们将在稍后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谈“蚕食”法。
“蚕食”法
就有关地点行动而言，“蚕食”战术比较简单，它主要以军事战略的计算为基础。不过，在这里，“外部动作”的重要性还象在腐蚀法中一样。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战例就是明证。在这里，军事行动是完全成功的，但因完全缺乏外在掩护，所以难免最后失败。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蚕食”作战中，军事战略不曾受到某种限制。行动自由肯定是很小的，即使“外部动作”已有良好的构思，但除非局部行动能够获得奇袭的效果，并迅速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足以当作尔后谈判的基础，那也还会遭致相当大的失败或冒逐步升级的风险。苏联在朝鲜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作战未能产生迅速的结果，而陷入长期战役之中。如果没有釜山的桥头堡，则仁川的反攻也就不可能，而美国人以后的一切反应也都自然不会再有了。苏联的计划未能保证适当的速度和实力，所以终于不免失败。同样，在苏伊士作战时，在登陆之前已经花了10天的时间，以执行一种“软化”的空中作战，那也完全是愚蠢的行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使敌人在盟军登陆之前，已有机会去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的既成事实。与此对比，希特勒的每一次行动，例如强占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对于国际外交来说，那是最低限度的反应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行动必须具有大规模突袭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出其不意和快速。首先对敌人的弱点迅速猛击，然后立即加以扩张。那主要是空降部队、摩托化或装甲部队的责任。要想保证行动的迅速，不仅应有准确的情报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面都有最严密的准备。象这种性质的作战是不可以临时应付的。
“外部动作”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于成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但另有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所选定的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有限性，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希勒特在这一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他的每一个目标都表示这是他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他这种花招一共成功了三次，包括慕尼黑在内。但自从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再没有人受他的“蚕食”战略的骗了。下一个行动就是对波兰的侵略；虽然西方许多人就在那时还想把冲突控制在有限阶段，但结果还是逐步升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战略的有限性。要想用这种战略以一连串的跃进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标，那是不妙的，尽管大大延长作战时间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必然是猛烈的，自然容易刺激感情，因此比起腐蚀法要危险得多。但在某种特殊有利的环境中，它还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收获颇丰——尤其是当它象以色列在若干场合所做的那样，能够表现为防御性质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自从1935年以来，间接战略就不断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获得成功。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它为希特勒所使用，主要是用“蚕食”战术。从1939年到1945年，直接战略曾一度风行，但后来间接战略又再次崭露头角。现在的提倡者是苏联，其重点则已经放在腐蚀战术上了。
间接战略已经流行了许久的时间，今后可能还要更流行。这个事实是现代战争的条件产生的。自1918年以后，尤其在广岛以后，任何人都已经明了全面战争是一种罪恶，而且任何人都已经尝试去避免它。这就自然产生了间接战略。那是一种较微妙的手法，每个在舞台上的伟大演员也都有其别出心裁的表现方法。希特勒以眼明手快著称，他的方法是忽软忽硬，变化迅速。苏联所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方法是在一种潜在威胁的掩护下，作缓慢的爬行。
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战略形式（百年战争实际上不过是一次非常长久的游击战），但其每一种新的表现，通常都能使人感到出乎意外和仓皇失措。19世纪的黑白分明理论使人变得盲目了，所以大家也就相信和平与战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把间接战略看成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策略。因为人们相信要么就打全面战争，要么就没有战争，除此别无选择；所以才会放纵希特勒横行达4年之久，最后仍不免打一次世界大战，而使欧洲变成一片废墟。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于希特勒是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击败的。1946年以后，斯大林主义者的进攻似乎又使危险复苏了；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反应战略（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具有某种间按战略的意味。不过，其主要的努力却还是在直接战略方面，并以核武器为重心。这就产生了威慑战略，其结果是驱使苏联（及其他国家）更加速了其间接战略行动的步调。对这一连串的发展人们记忆犹新：1946年他们在伊朗受到了阻拦，就立即改向希腊方向推进，直到1950年才被赶跑；1949年，他们在中国获得一个胜利；1950年来到朝鲜，并插足印度支那；1953年到1954年之间又对中东发动了一次间接性的进攻；1954年北非也燃起战火；1959年又来到古巴；1960年来到刚果，1961年来到安哥拉；此外德国也一直都在一连串的柏林危机压迫之下。15年来，虽然几上几下，但苏联已经获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它以任何重要军事胜利所能获得的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西方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就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不曾认清问题的症结，所以，采取的对策往往只是治标，而且实际上时常有利于敌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间接战略的真正性质，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我并不敢如此自负，以为我可以对于间接战略的防御对策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我所希望去做的是指出某些总概念，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所谓“和平”的特殊年代，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一个有效的答案。而在这个年代，我们迄今能做到的就是放弃或大或小的领土。在下面的篇幅中，读者不应期望过殷，我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以我们最近的经验为基础，对于早些可能的解答所作的初步尝试和概括的说明。
“反外部动作”
在战略领域，比在任何其它的活动领域，我们更能从次要的因素中找出主要的因素。直接战略的主要因素就是实力，换句话说，就是物质资源。我们获得必要行动自由的容易程度，是由物质资源的大小来决定的。在间接战略中，行动自由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所最关心的却是为获取行动自由而设计的间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外部动作”。在这里的一个最重大因素，当然就是直接核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威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努力。但假若象某些美国理论家所说，一切不过如此而已，那就无异于允许敌人在间接战略领域内，可以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反过来说，假若我们的对抗行动能够完全成功，则一切的间接战略问题就都将获得解决。所以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外部动作”，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努力。
对于敌方“外部动作”的对策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威慑以补充全面核威慑的不足。正象敌人的行动针对我们的弱点一样，我们对于这些威慑的选择，必须以敌方的弱点为依据（例如，其内部的舆论，经济，卫星国和政治同情者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或黑人的心理禁忌等等）。从这些考虑中，就能推演出一条政治路线；换句话说，就能对应当防守的和应当予以威慑的思想阵地和地理阵地作出选择。很明显，一个纯粹防守的政治路线很少有威慑效力，因为威慑的要害就是威胁的能力。所以政治路线必须绝对是进攻性的。
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