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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种连续的斗争中并无突出的大行动，但很清楚的是，自从第三阶段开始以来，在威慑能力的增长上，苏联占了上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攻势战略；分级威慑战略则是一种守势战略，其应付苏联间接战略的有效性尚待证明。
至于说到战略的结构，这一时期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表示，新装备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战术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新的战术反过来又可以导致战略平衡的改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倒转的程序：为了重建战略平衡，必须先作出一个战略选择（例如，在1955年），结果希望应用的战术被确定了下来（截击、突防、求生等）。由此提出必须研制的新装备（雷达、导弹、潜艇等）。有的作家曾说过，今天唯一存在的战略就是资源战略。如果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方应有必要的资源，才能实现所希望的战略，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装备应该支配战略。相反，从逻辑上说，发明家应该接受战略要求的指导，或者至少是战略应当从已有的发明中选用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有时，某一方会缺乏必要的资源（例如，苏联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任务就是：寻找弥补缺陷的措施（例如，和平大会的心理战），并且选择一个能利用现有资源击败敌人战略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智慧与想象力的问题。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对于核时代的战略所作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极不相同的结论。我现在仅略举其最重要者如下。
（1）核战略必须要在总体战略这个层次上实施。其中有许多心理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形式的总体战略。
任何成功的战略总是总体性的，甚至象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战略，那样明显地用于作战为主，也还是总体性的。但是，著名会战的光辉常常掩盖了战略是总体性的这一事实，甚至历史学家也都受了骗。核武器一直都不曾产生任何的会战，它所做到的是强迫我们认清战略的艺术应该如何总体化，各种不同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又是如何强烈。总体战略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首脑随意地、直观地处理的事情；现在，它必然是科学地设计出来的。总体战略已经变成了任何领袖都必须精通的战略思想方法。古巴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2）核时代的总体战略已经清除了19世纪的、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学派的战略思想。这一学派的续承者们曲解了他们祖师的思想，因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清除了陈腐的思想，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且这一次不应在建立太专门化的理论，以致把我们引入更严重的错误中去。所以，我们不应做的事情，就是仅仅拟制出“核战略”，以适用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不仅能够应付核武器及其可能的继承者（外层空间，生物战等）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应付其他的难题和间接战争。
（3）新战略也必须应付由于科学与工业的资源应用于国防而产生的许多巨大变化。
国防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变化，这不仅因为新武器的射程和威力都已增大，而且因为生产这些武器耗资巨大。国防问题的分量不断加重，不可避免地会很快使一个国家不堪承受。古希腊的城邦和16世纪的王国正是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安全问题有可能在国际实体的形成中又一次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业因素的影响，也使国防问题的性质有了改变。对行动的准备，现在远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事实比使用资源的方法更具有决定性。这同拿破仑时代的战略艺术完全相反；他曾经说过：“整个问题不过是如何实行而已。”过去，安全有赖于军队的直接保护；而现在，安全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依赖的是你应比你的敌人有较高的准备。过去注重前哨的警戒，现在注重科学的侦察。动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抽象化，我们所重视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内运动并在地图上用红兰圆圈和箭头来表示的兵力，而是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变动着的科学和工业潜力，而这是毫无可能用图解的方式来表示的。在任何对于潜力的估计中，素质（包括技术与精神）已比数量更为重要，所以任何对于情况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主观考虑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中，时间的尺度是较小的，在19世纪时，一个战役可能持续1个月，一次会战不过几小时。在20世纪的大战中，时间的尺度放长了，这首先是因为战场扩大了，其次是对资源的要求都不是预先知道的，一旦需要，则从设计到投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天进行着的平时后勤战争中，产品从设计到投产需要5年左右。所以，只能以苦苦猜想的未来情况为基础，提前5年作打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预测已经变成了绝对必要的思想过程。
政治和改革技术的连续使用，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不过时间的尺度却甚至还要伸长。举例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才算是获得了1921年巴库会议所希望的成果。
（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斗争是“事先”和在“平时”决定的，所以双方通常都试图不求助于战争而能解决问题。战争现在不过是对所作准备的效率的精确检查。这就是威慑战略所依据的逻辑，不过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到今天尚未完成。
威慑战略的演进表明，作为核报复威胁的补充，其他各种形势的威慑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也象过去的一切武器一样，核武器只是对旧武器系列的补充，并不能代替旧武器。现有的武器库包括从刺刀到氢弹的一切武器。刺刀在今天可能很少使用，但它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其他尚未完全过时的所谓“常规”武器，也都是如此。一个新的平衡已经达到，但与某些现代预言家的预言恰好相反，大规模常规兵力的存在仍然是保持这种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毫无疑问，威慑系统还有待于我们在间接战略领域内用现在尚难了解的其他方法加以完善。
（5）随着威慑战略的发展，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越来越缩小。为了相互威慑，已经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所以今后实际的、公开的冲突将只会限于范围非常有节制的外围行动。这种外围行动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一方能估量一方的资源储备和士气，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也应该有良好的机会，使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能取胜。直到目前为止，所有间接战略的行动和威胁所产生的危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古巴危机也曾是这样解决的，尽管它属于直接核战略的范围。所以我们同19世纪那些战争理论所想象的全面冲突越来越疏远了。现代化的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政治权威对它的控制，远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严密。
不过，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仍然是有的，然而这样的区域也许很小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小型行动显示出新的重要性。旧式的战争连同其会战在内，是一种流血的外科手术。而新式的战争尽管有千差万别，都更象一种疾病在缓慢地传染。行动比较迟缓，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不那样剧烈而受欺骗，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固然是一点一滴的，但其结果足以使整个世界变色。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对症下药，把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冲突不仅发展了非殖民化的狂热，而且扩大了现代化生产需求再凋整以及现代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造成的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危机。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间接战略，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着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我将留待下一章再作详细的分析。
（6）从威慑中可能发现一种维持和平的真正办法。如果把过去10年间在这方面的进步审视一番，我们也许会感到还该有更大的进步。总有一天会找到一种比迄今已经尝试过的更为理性、更为有效的和平组织。在过去的尝试中，我们过分地受到感情因素和道德原则的牵制。维持和平的战略可能引导我们最后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平衡，在那种平衡之下，真正的军备控制也许是可能的，或者还能组成一支国际部队，用来制裁任何的和平扰乱者以维持平衡。这种理想也许超越了当前实际，却并非不可以想象的。我们如果对和平的寻求具有明智的指导，我们终于会找到一个在有利的环境中切实有效的答案。
（7）简单地说，我们究竟是在走互相残杀之路，还是在走和平之路？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并无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断言，和平或战争都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自从有史以来，战争就成为玩弄的对象，最初说是上帝的意志，然后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军，到了近代又说是人口压力的后果。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可以由人决定，而且受到理性法则的支配，那么，核武器虽然把战争和危险增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却也许能够带来较稳定的和平。除非命运愚弄我们，或者我们遭到了某种突然的变故，今后军队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战略计谋的附属物，将按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被使用。人类将不会再以感情为基础而陷入战争的深渊，至少这种机会很少了。总之，“大战”可能是不会再有了，那是20世纪的瘟疫，欧洲衰颓的无可置疑的根源。
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我们可以断言，并非如此。人类对于权力的贪欲还不会消灭。这种贪欲同那些我们仍然只能模糊地了解却主宰着人类经济进步和生物进化的力量相结合，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将决定权力的更迭，你争我夺，犹如钟摆摇晃不定。过去那种战鼓咚咚、战旗飘飘使用军队的战争也许变成历史的陈迹，从此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战争，其形式是革命战争的发展，是种族斗争，是重复出现的危机，是工业和军事领域中的科学竞赛。
20世纪的人类，经过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毫无意义的大战，今天真有谈虎色变之感。今天借助于现代科学的一切资源也许能使他们终于找到一种预防这种浩劫重演的方法。但是命运的嘲弄要人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这就是：斗争将以较小的规模继续发生，但将永远继续下去。
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将一起进入坟墓。
第四章 间接战略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
第一节 词的意义
第二节 间接战略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概念
“内部动作”的概念
腐蚀法
物质领域
心理领域
“蚕食”法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反外部动作”
“反内部动作”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第一节 词的意义
间接战略这个词似乎含义模糊。利德尔·哈特曾经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间接手段”的理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在作战的领域内，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不要“硬打死拼”，换句话说，不要对敌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须从一般认为不大可能的方向上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先使敌人动摇、惊慌、丧失平衡，然后再向他进攻。这方面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在进军波斯之前，首先攻占巴勒斯坦和埃及；西庇阿在攻击迦太基之前，首先征服西班牙，等等。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1918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也都可以纳入间接手段这一类。
事实上，若一方不能肯定其实力已足够强大，可以在敌人所选择的地形上进行会战以击败敌人，那么间接手段的战略就是必需的了。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肯定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而且即使如此，如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何乐而不为。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有系统地使用间接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其理论的主旨却是想在会战的考验之前，改变双方兵力之间的平衡，采取的方式是军队的调动而不是战斗。他主张不应直接去和敌人硬拼，而同敌人斗智，其目的在于补偿数量方面的劣势。
就常规的军事战略而论，间接手段战略的中心思想可以解释为地面上的调动。就总体战略而论，它已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被应用。当一方希望以劣于敌方的军事资源达到某一结果时就要采取间接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给这种战略一个通用的名称，即“间接战略”。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加上反殖民主义的煽动，这种战略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其有效性令人吃惊。因为它是间接的，所以其阴险的性质常为人所不了解，而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这个领域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间接手段与间接战略之间的主要差异，不仅是如上文所说，前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间接手段的目的在于获得军事胜利，其所谓的间接性只是就这种胜利的准备动作而言的。所以，我仍然要把间接手段列入直接战略一类。间接战略的特点就是使用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其某一结果。
间接战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这种战略中，行动自由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幌子下实现。在现时（甚至核武器出现前），行动自由有一个确定的范围，任何冲突都要受其限制；这种范围的界线是由冲突的发展对于国际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确定的。举例来说，在1912年，巴尔干诸国不敢向君士坦丁堡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