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1．在核武器得到发展以前，兵器的杀伤力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提高，使军事战术和编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黑火药兵器的启用；（2）使用圆柱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的启用；（3）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的实战应用。
2．由于战斗中士兵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军队不仅必须改进训练方法，增强士兵的纪律性和主动性，搞好相互间的协调，而且要求下级的每一个人注意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和分析判断能力。
3．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或采用重要得多。
4．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从以下几项标志中得到体现：（1）兵力部署趋向于分散，因而减少了暴露在敌新兵器下的人数；（2）部队有实施机动的更大自由；（3）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得到加强。
5．上两个世纪里，军事发明以及新兵器的研制改进的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加快了，因此，从形成新兵器或改进型兵器的思路，到实战中采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6．从近代来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大战结束后约15至20年内投入实战应用的；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部分原因，是军事预算不足和兵器库存过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时军事将领满足于他们已经熟悉的各种兵器和作战方法，因此（除少数例外）对发展新兵器不感兴趣。除非新一代军事领导人出现，情况才能改观。老一代当中有些人，正因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为军事指挥官的，但一旦地位变化，就不再关心新兵器的发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时期，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军事首脑方面的阻力。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当前战术核武器的应用被列入美军作战条令的情况也是如此。
8．判断新兵器或重大的改进型兵器能否被吸收应用有以下标准：（1）按照条令保证新旧兵器能够配合，从而能充满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战指挥和手段上的优势。（3）能够按照条令的要求有效地对付预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对方反击。（4）能够大大减少使用新兵器人员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9．采用新兵器的先决条件有：（1）要有能干称职而博学多才的军事领导。（2）能够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3）能够进行战场经验的评价和分析。
10．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这个阶段里，人们尚未找到办法来保证实现上述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未能在和平时期利用战场条件，对新兵器进行真正的实战试验。但是，若能设置下列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1）设置工业的、开发性的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一般的和技术性的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之间，以及跟政府的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2）这些科研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从事科研、开发和试验活动，以便各科研机构的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3）这些科研机构在兵器技术和学术理论的一切研究课题上，都应朝着一个共同而明确的目标各尽其力。
11．有迹象表明，通过对军事创造力及其基本性质的全面分析，努力发展用以刺激和加强创造力的各种手段，消除并减少对这种创造力的阻力，就可确保或者至少促进能干称职而又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官的成长。
12．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
13．从1848年到1945年间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之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别国更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要求它们按照9、10两项提出的办法，采取系统的方法，来实现新兵器跟军事条令的兼容统一。这种由普鲁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采用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德国比别国，或者比那些兵力上处于优势，而科学技术上差不多甚至更强大的盟国，占有重大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4．和平时期采用新兵器所必备的真实战场试验条件，近期内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因此，和平时期的试验结果，应当参照历史经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验，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确保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尽量做到真实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现的战略核武器外，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新兵器或杀伤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够改变战争的打法，或者改变力量的平衡。除非它们已经被新的战术体制所吸收，从而使其杀伤力得到充分发挥，并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个例外。它的全部意义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给战争带来的变化，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尚待实战的检验。
16．直到目前，将合理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指导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要比发明任何新兵器意义重要得多。这种军事思想对于兵器枝术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没有新式兵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也能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
17．计算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应考虑下列兵器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进攻的目标数，每次攻击的相对杀伤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战场机动性（如有可能）和作战机构的能力（如有可能）等。
18．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为以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了依据：（1）选择历史上兵器的重大发展，供专门性的分析研究；（2）将兵器的杀伤力跟兵力的分散配置及机动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
19．对军事统计资料，应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充分利用那些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大量试验数据。
20．历史上战斗的杀伤力、兵力分散率和预备队的机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来验证现行的或拟采取的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核战争部队的作战条令，能否经得住战场考验的问题。
21．要将战术核武器写入实用的军事条令中去，困难很大，有三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值得认真考虑，即士气、生存能力和核战条件下的军事指挥。
22．必须进一步考察以往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以便深入了解未来战争中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23．必须认真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在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里的中级人员中，促进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24．在人类军事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跟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一些胜负难分的战役和伤亡率很高的战斗中，这种不平衡显得更为突出。它多半反映战争中兵器跟使用兵器的方法和战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近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的典型例证。
25．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过六个重要的战术体制，它们的兵器和战术配合得十分协调，它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却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这些体制是：约公元前34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体制约公元前200年古罗马的西庇阿和弗拉米尼纳斯军事体制约公元1200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军事体制约公元135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三世和亨利五世的军事体制约公元1800年法国拿破仑的军事体制约公元1940年的德国闪电战军事体制26．很明显，上述六种军事体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部分原因是出现了军事天才和其它的一些历史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从年代上看，这六个军事体制可以分成三组，每组中的两个军事体制相隔140至150年，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1500年，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600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历代战争中兵器跟战术之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些军事体制的周期性关系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建议
1．为了更好地吸收未来的新兵器，必须根据战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条令的发展变化，全面考察当前美军的作战方法、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考察的重点是军事预算、组织机构、现行手段的利用以及新的手段的开发，以保证平时和战时能进行最充分的兵器试验和评价。
2．必须设法开发具有创造精神的军事人才。
3．必须对军队的战情处理方法进行严格的考察，做好体制分析，确保不断获娶处理、存贮、检索、分析和公布有关作战效能的数据和结果，并及时提供给有关的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官。
4．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兵器的发明、采用以及它们被新的战术、编制体制和条令的吸收。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德军总参谋部实际工作效能的官方研究结果，但它是发展现代军事实践的关键因素。有关历代重大战术进步和兵器杀伤力提高的学术性专著，为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度并提出建议，提供了材料上的依据。
5．美军应该象现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提倡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军事参谋机构和制度。
6．必须着手研究更好的数字化方法，用以表示军事经验及有关统计资料，努力探索新的数字化分析手段和理论。
7．必须研究人的因素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重点研究战术核战争条件下的士气、生存能力和军事领导等方面的课题。
8．必须对军事行动中的文化智力因素，特别是战争中心理因素对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多学科的考察研究。
9．必须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如可能，应在全国各军兵种之间开展教育），以增进目前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包括军职和文职）里中级人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10．必须根据新技术的发展和“基本的作战原则”之间合理的相互关系，通过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未来战争作出预测。
11．必须对历史上那些兵器和战术取得协调统一的军事体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弄清协调统一的军事和历史上的原因和条件，以指导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兵器与战术之间更好的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