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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打响第一枪，战争就连绵无期了。李瓶儿也不是吃素的，她使出“好马爬“和“倒插花“的手段，又和西门庆一起使用“缅铃“（一种女用的性工具），把他拉向自己。潘金莲也不示弱，大白天的就跟西门庆用起“缅铃“来。李瓶儿接着又来了个“事后品箫“。潘金莲则还以“梦中品箫“，外加“隔山取火“和“丫头观战“。还怕胜券不稳，又把口交扩展到自己的酥胸香乳。
金莲和瓶儿鏖战正酣，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大老婆月娘原本风情稍逊，此时也逗得西门庆和她搞“双肩挑“，还在爱抚中“噙酒哺与她吃“。接着又冒出个宋惠莲，用的是“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口中常噙着香茶饼儿“，把西门庆勾去和她做爱。李瓶儿也不闲着，专捡西门庆和她做爱时说出她已经怀孕，把个一贯不顾女人死活的西门庆哄得居然说：“我的心肝，你怎么不早说？既然如此，你爹胡乱耍耍吧。“这些话“都被金莲在外听了个不亦乐乎。“潘金莲认定，非打一个大战役不可了。于是她断然地策划了“醉闹葡萄架“一场戏。
这是全书中最长、最甚的一段性描写。后来的各种“洁本“无不悉数删去，害得笔者也不能详述，只好笼统地说：双方在那短短的时刻里竟然先后运用了“足刺激“、“金龙探瓜“、“倒入翎花“、“金弹打银鹅“、“腌李子“等手段，还用了“银托子“、“硫磺圈“等性工具和“闺艳声娇“等性药，直弄得潘金莲出现假死。当然，潘金莲即使在这等时候也没有忘记她的主旨，对西门庆撒娇说：“我晓得你恼我，为李瓶儿，故意使这促，却来奈何我。今日经着你手段，再不敢惹你了。“看，这才叫“糖衣炮弹“呢！
经此一役，金莲还不放心，书中写道：“（金莲）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西门庆果然又中计了，被诱得使出“踞提而观“的手段。潘金莲不失时机地以醋邀宠：“怪货！只顾端详什么？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她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每（们）是拾（来的）儿，由着这等掇弄！“谁料到，家里尚且未见输赢，外面又来了王六儿、爱月、林太太、如意儿、叶五儿、章四儿等一大队人马。她们有的靠着口交和肛交两件法宝；有的甘心让西门庆在乳、阴、尾等处燃香烧痕：有的使出“缚床“、“倒挂金钟“等手段；都把个西门庆迷得够呛。他不但把自己的7件性工具一股脑全都用在她们身上，还专门找胡僧讨来性药，跟她们性交时用，甚至跟她们信誓旦旦，大有离潘金莲而去之势。
潘金莲原来还在和李瓶儿争，发现新情况以后，接连发起了几次大的反击。她先是容忍了西门庆对她的肛交（原来她是极其反感的），又以口接他的溺水，后来专门给他制做了性工具、性药盒子。就连他跟别人性交后回来，也照样为他品箫。终于，金莲最终地胜利了，因为西门庆在和她性交时，服用了过多的性药，一命呜呼，再也不可能被别的女人夺走了。
这些女人，主要是靠性技巧的竞赛来进行争宠之战。这就是《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最主要内容。如果全部删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西门庆这样一个淫乱之人，为什么总是恋着潘金莲不忍长期离去，以致终于做了她的花下鬼？别的女人又为什么能屡次从潘金莲的怀里暂时地把西门庆夺走？作者把金莲、瓶儿、春梅做出反差极大的对比，甚至定为书名，究竟又是为了表达什么？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性描写，我们就很可能忽略了作者的一大功绩：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绘出，男女之间基于性技巧和性生活的高度完美而产生的那样一种激情澎湃的爱情。
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脱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框子。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西门庆虽然有过众多的性伴侣，虽然似乎根本不讲恩义，但是他一辈子真正爱的（在他的水平上），还是只有潘金莲一个人。
同样，潘金莲当然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现代平等思想和爱情意识的新女性。她的“性竞争“还是为了争宠。但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她对待西门庆的态度，就是她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爱（就那个时代而言）。
反过来说，莫非他们两个互不理睬才叫爱情吗？我们总不能说，西门庆跟那些过眼烟云般的女性之间才是真爱吧？也总不能说，潘金莲必须是个冷血动物，才可能产生和实现真爱吧？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求西门庆遵守《婚姻法》。要求潘金莲变成刘胡兰，那肯定是我们自己错了，肯定与《金瓶梅》这本书的好坏无关。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人为地把爱情的定义无限拔高，似乎“坏人“就必定没有爱情，似乎以性生活为主要载体的爱情就必定不是爱情，似乎我们天生就有无限的权力去贬低、干涉甚至镇压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这，恐怕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总是把《金瓶梅》定为“淫书“的主要心理依据。（按照福科的说法，这叫做“人人心底的法西斯“。）
我们还常常会产生另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只要容忍那些不符合我们的定义的爱情的存在，我们自己的高尚纯洁浪漫的爱情就必定会遭到威胁与破坏。尤其是，一个自认高尚的人，如果不去贬低那些不符合“高尚“定义的爱情，那么他（她）自己似乎就必定不可能拥有任何高尚的爱情，似乎他（她）就必定也是流氓荡妇之辈。这，恐怕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正视《金瓶梅》里的“淫秽描写“的深刻文学意义的根本社会原因。（按照笔者的说法，这叫做“等级化人格所带来的恐怖“。）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一种在双方不断的互相争斗之中，在与别的女人不停地竞争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性之爱。而且，这种以性为主线、以性为载体、情与性交融合一的爱情，恰恰是在文学中空前绝后的。
在170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可曾有过这种本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小说“？可曾有人描写过这种真正的性之爱？甚至，可曾有人真的把“市井之徒“当作人来描写，而且居然写出了他们的情感生活？
往后说，《红楼梦》虽然也写爱情，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像诗词，像琴棋书画，甚至有些像是贵族们的矫情。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捧《红》而贬《金》的主要原因吧。
即使到了现在，即使有的作品被认为是在模仿《金瓶梅》，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同时审视两大性别（而不是把女人简单化为性机器）、专心塑造个性人物（而不是添加性佐料）、如此深刻、如此精妙地描绘出这种性之爱。
即使进行当时的横向比较，那么，这种性之爱与“牛郎织女“、《西厢记》等作品中的爱情，显然是全然不同的；与古代的“房中术“也大相径庭；与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性道德和夫妻规范当然更有天壤之别。如果来点“中西对照“，那么它也大大不同于西方20世纪之前文学中的骑士之爱、宫廷爱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所谓“贞洁爱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金瓶梅》产生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性革命“。而且，《金瓶梅》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居然能够出现、能够广为流传，本身就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
因此，无论从文学的典型性来说，还是从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金瓶梅》都是中国和世界几千年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黄山“。不管我们能不能认同它所描绘的这种性之爱，我们都无法否认它的巨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但绝不是“淫书“。《金瓶梅》，不能删！
金瓶梅漫谈：浮世的风月
当《金瓶梅》在万历三十七年（一六○八），以手抄本开始在某些江南名士手中私下传播时，书坊撰稿人冯梦龙便一眼看出了它潜在的商业价值，建议书商高价收购沈德符手中的一个抄本立即付印，但沈却出于道德上的顾虑拒绝了冯的要求。沈不过不愿亲自促成此书的出版，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去干这样的事情。果然此后不久，吴县的书商便隆重推出了这部旷世奇书，书市的行情十分可观，接着不同的书坊都竞相翻刻，据说苏州和扬州便有两个书坊因此捞取了厚利。沈德符的预料和书商的发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晚明色情文化的泛滥与江南出版业的高度发展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往往喜欢把淫书的盛行归罪于当时社会的全面腐败，在这里，他们不免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淫风与色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因果联系，因为现在的事实已经日益证明，促使色情文化传播的真正动力实际上来自出版业牟利的动机。这就是说，晚明士大夫的末世颓风和江南城镇的桃色环境固然滋生了对色情文化的需要，但是，真正刺激和助长这种需要，并使之转化为消费享受的力量则来自江南书画出版业的商业化趋势。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我们很难在此作出适当的道德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一趋势的促使下，迅速地兴起了一种表现性欲的新型文学，这就是色情的或有色情倾向的白话长篇小说。
《金瓶梅》彩塑：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在色情小说兴起的年代，木刻版画的工艺水平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凭借着新的技术优势，江南的书坊还把长期以来收藏在内府和富贵人家的秘戏图复制成春宫版画册，作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投入了市场。新的技术也被应用于书籍的装帧，比如当时出版的很多色情小说，其中就有一些描绘性场面的木刻插图。不同的时代有各自表现性欲的特殊形式，有使之传播的相应手段，相比之下，明代小说的文本虽然已与往昔的“素女经文”和“轩皇图艺”相去甚远，但就图文对照的形制和图文均以性交状态作摹写对象这两点而言，双方仍有一脉相承之处。如果说古代的性手册主要供帝王和少数拥有性特权的人物作临床的参照，因而更强调有益于夫妇关系的“闺中佳境”，在明代的色情小说中，性欲的表现则更加大众化，它以粗俗的形式暴露了罗帏后的秘戏，它把人们在现实中不愿正视的活动再现为供他们玩赏的文字，并使其中的情景极富于刺激，以致使读者全成了耽于窥视淫秽场景的人。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它在各个方面都显得很成问题，具有一种与“闺中佳境”对立的特征。我们知道，房中书的世界是一个假定的封闭空间，夫妇的性爱在理论上被纳入了天地阴阳交欢的和谐秩序，除了考虑技术上许可或禁忌的事情，所谓的“闺中佳境”并不存在任何涉及到道德或犯罪的问题。理想的交欢被描绘成男女互相滋补的过程，但其间的一切细节必须由男性调控，女人只能做顺从的“鼎炉”。在房中书的语境中，快感并不意味着单纯的享乐，它更倾向于强调养生上的受益。而咏叹房术的诗文向来都喜欢把充当采补工具的女性美化成佳人或神仙。如在一幅题为“无上真鼎”的明代道教版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首颇有几分仙趣的诗，其诗曰：
眉目无瑕性欲良，皮骨相宜音韵长。
再推八字无冲，始称佳期作药王。
不难看出，这个“药王”的形象正是按照房中书所谓“好女”必备的条件描绘的：她必须年轻、健康、干净、柔顺，没有自己独殊的性嗜好，总是在驾御者的绝对操纵下作出预期的反应，用她被激发出来的阴气给对方作补药、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可爱、更依恋男人。这是一个被想象成从现实生活与人的复杂性之中分离出来的“佳境”，在其中，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持久而稳定的，就像《大乐赋》所描绘的那种行乐图景，夫妇的性爱遵循着四时的节序，一直延长到衰老之年。
然而在摹写“浮世风月”的时代长篇小说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整个的背景发生了变化，源于房中书的性主题在暗中向对抗的方面转换，封闭性的“闺房佳境”出现了裂口。诱人的“风月鉴”向男性观赏者转出了它的背面，驯良的“药王”从其中渐渐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翻开《金瓶梅》的第一页，两首开场诗首先向我们透露了“浮世风月”的危机。试读这首据说是出于纯阳真人之手的七绝：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是一个美丽的魔女，她既向你显示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又隐隐约约露出致命的威胁，俨然向好色的男人摆出了角斗的阵势。鏖战的交锋很快从小说的第四回拉开序幕，在该回描绘西门庆与潘金莲初次交欢的文字中，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两首粗俗的咏物诗竟把男女主人公的性器官描绘成用来厮杀的东西。在这位“笑笑生”的笔下，浮世的风月场从一开始就渗出了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他显然有意采用民间“荤谜”的形式制造色情的噱头，但由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