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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⑤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毛泽东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刘少奇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⑥
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⑦，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⑧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1962年3月，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⑨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⑩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①，此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③
尽管刘少奇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毛泽东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刘少奇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毛泽东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刘少奇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毛泽东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④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⑤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4）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三面红旗”？（1）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不再提“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不再提“一大二公”的问题，甚至连《农业发展纲要》也不提了。同时七千人大会还决定，要对中央的文件进行清理，将“大跃进”期间不合时宜的口号统统取消，但惟有一件，表示要继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七千人大会前后，以及七千人大会上都有一些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准确地说，“三面红旗”是“左”的思想发展的产物，站在当时说话，至少是“大跃进”的产物。七千人大会对此已经有所质疑，但它为什么还要继续高举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从“三面红旗”提出的过程来看，“三面红旗”并不是“大跃进”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发明的，它是在“大跃进”当中逐渐形成的。周恩来在1964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三面红旗”是《人民日报》提的，中央跟着讲。①
关于这一情况，王学启进行了很好的梳理。摘编如下（有些地方本文作了补充）：
关于“总路线”概念的形成：“三面红旗”的第一面红旗—“总路线”的概念，是由毛泽东提出的。这可以从1955年底说起。当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毛泽东将中国的工业化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正式公布了这一口号。两年之后，1957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多快好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不久，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接着，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号召全国人民“鼓起革命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被概括出来了。
这一年的中央，脚步匆匆，3月4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多次讲话，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完整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至此，总路线的概念已经形成。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这条总路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关于“大跃进”口号的形成：在总路线指导下，“大跃进”的口号应运而生。在《人民日报》上见到“大跃进”一词，最早是1957年6月29日，一个署名叫于践绘的人发表文章，提出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一年。随后各地不断发表文章，提出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推进生产大跃进等等。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的口号提出以后，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它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出了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也正式肯定了“大跃进”的方针。会议说：“1958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无论工业、农业和其他事业，都有比以前更大更快的发展。”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由于这是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从此响遍全国的各个角落。
“人民公社”概念的形成：伴随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1957年冬和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为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于是中央正式下达了文件，各地很快开展了并社工作。
在开始并社的时候，群众自发地采用“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大院”、“社会主义大家庭”等不同的名称。6月间，毛泽东和中央为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定名为“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是“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