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一个基调，他最后强调：
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高举三面红旗，为完成1962年的任务，为超额完成十年规划的目标奋勇前进。
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2）
这个讲话稿，在表态方面，似乎更强调了“三面红旗”的重要作用，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评价明显是夸大其词的。在这个稿子里，1958年以来不仅实现了“大跃进”，而且这个“大跃进”是“全面的”，“史无前例的”。不清楚朱德为什么要准备这样的讲话，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想法？以朱德一贯的做法来看，似不太可能！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中间的反复出于什么原因？
为此，笔者曾打电话给目前惟一能够了解情况的朱德的秘书曹全夫同志，向他寻问事情的原委，并说朱德讲话的第一稿上还有他批写的“打印15份，1月10日，送玉泉山”字样。曹全夫同志反复回想，并试图找出自己的日记本，可惜已经不知去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他来电话说，40多年了，实在想不起来了。到此，真是使人感觉很无奈，莫非这真的成了历史谜团？
无奈之下，仔细翻查当年的一些材料，想找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来。事情是不是这样呢：1月29日，林彪在大会讲话，他大讲“三面红旗”的重要意义，对过去几年“三面红旗”的评价调门很高。林彪讲完后，受到毛泽东的当场表扬。此时的朱德，有可能以为大会会按林彪的口径统一思想。
原因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前期，朱德曾表现得十分活跃。会下不断找人谈话，了解情况、交换看法；会上积极发言。他批评1958年是发了一阵疯，“农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20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②他反对办公共食堂，提出要坚持自愿参加，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他评价1958年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现在应该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③他还说：“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④我看应当让农民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⑤或许朱德本人没有意识到，对全国大炼钢铁、公社化提出批评，强调不要怕农民富，实质上就是对“三面红旗”、对担心出现富裕阶层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庐山会议前，党内还是比较敢于讲话的。
庐山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之后，朱德又说，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①
朱德的几次发言，都是这个调子，毛泽东不大满意，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他“未抓到痒处”。②
由于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朱德在庐山会议小受挫折。庐山会议结束仅仅两天，中央军委在北京就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会上，林彪“帽子”满天飞，出口伤人，污蔑朱德是“老野心家”、“想当领袖”，还说朱德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③朱德被迫做了检讨。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军委进行了调整，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由副主席降为常委。随后，他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在遭受这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朱德变得谨慎起来。这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很是大胆，与会者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也是议论纷纷，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朱德根据自己多年对林彪的观察，认为林彪最能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况且林彪的讲话当场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可能在担心，大会会不会突然转向？再来一个类似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这或许是朱德决定换讲话稿的原因所在。当然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还待深入研究。
2月6日下午，轮到朱德在大会讲话了。按照大会的安排，这天下午是邓小平和朱德两个人讲话。待邓小平讲完时，时钟已经指向18时，外面的天空早已暗了下来。毛泽东说：现在，请朱德同志讲话。在大会的一片掌声中，朱德开始了讲话。
前面谈到，朱德的讲话稿只是一个表态性的发言，所以给他留下的时间，就比较有限。
只听朱德开口说道：今天我要着重讲一讲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原来，朱德又改变了话题，不是他送给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二个讲话稿了。看来他对自己那样的表态也不满意，于是又换了讲话内容。
不过朱德在大会上做反修报告，也多少让人有点颇费思量。对于反修，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这次大会未召开前，他曾布置由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一讲，因为年前周恩来曾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由周介绍一下情况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因为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国内的缘故，周恩来一直没有做这样的报告。现在朱德忽然来讲，或许他受了委托？或许是有别的原因？
分析起来，大概与毛泽东1月30日号召发扬民主，强调要让人讲话有关。从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的讲话来看，他还是比较放开的。他批评党内的一些现象，说：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力。
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他还讲了农业和手工业问题，说：
把生产队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余如大队企业如何办好，这些问题都要有个规定。
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今后手工业生产还要发展。办手工业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东西销到国外可以换粮食、钢材。现在工业半成品还不多，手工业产品还很需要。
从三易其稿看朱德的心路历程（3）
他认为党制定政策不能忽视的问题是：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
从这些讲话来看，朱德很痛恨在党内搞惩办主义，尤其是一反什么就是一阵风，这几年党在这方面吃了亏。他谈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表明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他强调的“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实际是批评“大跃进”运动超越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当然朱德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看得十分清楚，也并不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到底怎么搞已有一套正确的思路。重要的是，他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在福建组还讲了以下一段话，他说：
这两年搞多了一些，想越快越好，计划是有错误的。高指标、大计划是否通通都错了？还不能那样说。有些是错了，有些开始看不出来，……以后搞不起来才知道了，当时哪个晓得搞不起来？北京修大建筑，不修已经修了，不能毁，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经济上吃亏了，人家来参观，都说中国了不起。
这应该是朱德的真心话，也是他的亲身体会。当时的人们对一些事情，并不像现在的人能看得如此清楚，从毛泽东到刘少奇，都强调总结经验也只是初步的。其中的含义也就在这里。总之，随着大会的深入，朱德由比较谨慎变得开朗起来，本来那个表态的稿子多少有些违心，在大会上再讲已没有必要；但第一个讲话稿他已经自我否定，不可能再讲。那么讲点什么呢？国内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的很多，就讲讲反修的问题吧。
那么朱德是怎么讲反修问题的呢？他说：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路线。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分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是关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路线性质的分歧。
什么样的原则分歧呢？朱德又说：
……他们在对敌问题上，不要革命，厌恶革命，要对美帝妥协，厌恶对美帝斗争，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要所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都无条件服从。
在朱德看来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美妥协，二是大国沙文主义。究其根源来说，他们“是从害怕战争变成害怕革命，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发展到系统的完全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朱德强调：“面对着这些错误路线，我们当然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屈服和让步。如果我们屈服和让步，就等于放弃正确的路线，放弃马列主义的阵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负责任，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立场，放弃革命，变成修正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朱德的这些提法，和刘少奇在大会所讲基本是一致的。但朱德的态度更坚决一些，强调要把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朱德还强调：
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同样的，在一个原来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是亚非拉各国人民以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极共同关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同志们，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使我们在建设方面也像革命一样取得更完备的，一整套的具体经验，我们不但应当有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经验，而且应当创造在我们的国家中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完整的经验。这是我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共同愿望。
朱德这种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念，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解和政治理想。根据当时以及后来一些情况的判断，他们的表述决不是做秀，而是非常真诚的。
朱德在讲话时还谈到一个问题，也值得一提。在讲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防修的问题时，提出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是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他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修正主义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市场。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警惕。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有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他们容易安于现状，追求生活享受，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他们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成为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朱德的这个认识，同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所说，要让农民富，一家一家的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是相矛盾的。这也表现了朱德的矛盾所在。这个认识是否真的代表他的所思所想，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德讲话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就散会。明天上午开省一级的会，下午开大会。”
毛泽东对朱德的讲话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散会了。
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中央常委讲话时，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
周恩来给地方官员透了实底，算了细账（1）
2月7日，大年初三，这一天天气仍然晴好，七千多名中共官员再次浩浩荡荡的乘坐着大客车，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集中。当时的北京大街上，汽车比较少见。这么多汽车向同一个方向驶去，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望。大会在下午四时半开始，主持人毛泽东的话还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开会，请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浙江绍兴人，中等身材，给人一种儒雅干练的印象。历史上看，他曾有机会做中共的第一把手，但他没有做。人说，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也许是地方文化使然，周恩来始终把自己摆在辅佐者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地位显赫非同一般。周恩来开篇便表态说：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的讲话。”
这时，与会者开始注意到，周恩来手中没有厚厚的讲话稿，拿的只是一份讲话提纲。手持提纲发表大会讲话，是这次七千人大会的一大特色。
事前，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常委都在大会上讲一讲，但具体讲些什么内容，他没有说，也没有进行讨论和布置。结果，除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之外，每个人（包括刘少奇）都是按讲话提纲进行大会发言。有的发言稿即使事先写好了，也没有用。如林彪，就是把事先写好的材料扔在一边，自己临时拉条子在大会上讲的；朱德事先准备了两个讲话稿，并曾广泛征求意见，后来也收回了，临时换了讲话内容。毛泽东甚至连讲话提纲都没有。陈云则是个例外，他没有讲话，毛泽东曾请陈云在大会上讲一讲，陈云以没有把握为由谢绝了。
这种现象，应该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七千人大会属于临时动议，准备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仓促，像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起草出来送给毛泽东审阅时，距大会的召开仅差一、两天时间，毛泽东有什么意见，已经来不及切磋修改了。
第二，这是一个总结经验的大会，人们思想比较活跃，相互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