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
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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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
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本世纪之初，刘鹗和吴
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
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
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此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
化，并且确认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
①
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
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
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
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
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
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
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
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蒂还必须着眼
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
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①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 年10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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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
级，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
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
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
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
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
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
①
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 最后，从地
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
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
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分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
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
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
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
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传统门径有所扩大，最先经受变化的是特权阶级。
为了回报地方各界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太平军的贡献，科第名额大为
增加，虽然自清初以来已经增加的名额很少。到1871年，儒学生员的名额
从太平军起义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学生员的名额相应地从
①
21，200人增至26，800人。 固定的增长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额
临时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军事需要造成的。虽然这种暂时的增长为数不
少，但是总的影响却甚微，因为只涉及一次会试，而且只相当于上述固定增
加数的百分之五，或者说仅有大约484个名额。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假设每
个生员能够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会有将近910，000
人，比太平军起义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
生员的百分比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②
尽管生员名额的增加确实不多，然而卖官鬻爵却很盛行。这种办法始于
明朝，曾为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广泛采用，到十九世纪初一度有所收缩，但是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 年》，第34—40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 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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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官员来源多样化
和保持平衡，可是后来政府的动机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为了便于卖官，
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
③
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
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④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样合法特权的有官衔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
括在内，则受益的家庭人口总数从太平军起义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
平军起义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国人口总数却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
年以后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的兄弟、成年儿子和
远房亲族也沾光，享有特权者的总数就会更大，尽管这些人享有的特权不同
于有官衔者本人，但是他们却可以依仗其声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绅的膨胀由于分布不均，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太平军起义前，
文人、官吏及其直系亲属对总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点七，在四川则是
百分之三点五。太平军起义后，这个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点六，在浙江则
①
是百分之五。 云南和贵州由于地区贫穷，无力捐献军费，比例就下降了。
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进一步下降，广东的比例保持着稳定，但这只是由于这
些富饶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们提供了大量钱财，正常仕进和捐官者的
绝对数量还是大量增加的。这个比例几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长了
二倍，在陕西和甘肃增长了三倍。但是具体情况则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
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总人口的减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则是由于地方富庶，
故而能弥补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获得者的数量之间的不平衡。由此可见，
维持一个较大的特权阶级加重了贫穷省份的困难，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
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则使其在绝对数量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在文人阶层内部，各等级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
100，000名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
贡生或贡生以上，因此这些人属于真正的上层。有功名和官衔的总人数的百
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纳者；在更有影响的官员和有官衔的人
当中，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太平军起义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
官衔的人当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贡生，他们属于上层
绅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纳的。
在官吏和有官衔的人当中，捐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六。①
由此可见，这个文人阶层不仅人数增多，组成成分也在变化。与此同时，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3—111 页。
④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 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国祁和周天
生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 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 页。
①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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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纪末以前，传统统治阶级的这种膨胀乃是一种主要现象。实
际上，科第名额的长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达到其累积效果的最高峰。在十
九世纪最后几年，暂时性的增长则无变化。1901年取消武试，1905年又取
消文试，这种扩大统治阶级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寿终正寝了。虽然卖官鬻爵的
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学堂中通过考试谋得职
衔，那种买卖便没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参见第七章）。
文人阶层人数的增加导致这个阶层内关系紧张，并且加剧了有职者与无
实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加剧了通过正途出身与非正途出身这两种人之
间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便影响到社会上层领导能力的质量。它迫使功名较低
的人在社会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这也是造成其日益贫困的一个因
素。它还降低了这个最初以文人阶层的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的合法性和
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结盟所支撑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专门化技术作用的发展，新的集团正在统治阶
级内部形成。到十九世纪终结时，这种新集团的形成已经比以传统方式起家
的绅士名流的发展更为重要了。
新军势力
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
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支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战争有
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军人地位的转变中也可看到两个前后衔接的阶段。
在1850到1874年间，民众运动使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就在镇压
民众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第一批新型军官。他们组织民团，同太平军、捻军
①
和回民打仗。早期的军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 湘军的情况尤
②
其说明了这种文人阶层的普遍军人化。此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以及
象李鸿章这样的年青领导人物开始注重个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
③
正统性，平民就在新军的指挥人员中占了优势。这些人仅凭战功就在当地、
甚至有些人还在全国获得名望，而不论他们原来是否有功名。例如刘于浔最
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监生，后来他统率亲自组织的省军，控制南昌及其相邻地
区达十五年之久。刘铭传也是如此。他以贩私盐起家，后来变成一支淮军的
首领，最终当上了台湾的巡抚 （见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
① 1856 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湘军新志》，
第55—64 页。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 页。
③ 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中，最多也只占
三分之一，见王尔敏： 《淮军志》，第184—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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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将领后来大都担任了文职。投军只是进身于官僚阶层的阶石。朝廷授予
有军功者以文职，委以低级文职以制约过于强大的地方军事领袖，但仍未能
减少这种机会主义。勇营诸军同清朝两支经制军——即旗军和绿营军——相
反，没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们的军官也没有官阶，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某些将领如刘于浔等便辞官还乡，宁愿接受地方当局给予他们及其家族的好
处。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势力的将领及其大多数下属都谋求并接受了各级文
职；其中有些人还当上了督抚。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迟至十九世纪之末，
文职比军阶更足珍视。但是，行伍出身可以开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职的道路或
加速其擢升。这个事实使军队具有吸引力，最终为军人在社会上发挥新作用
打开了道路。
事实上，由于这批军官和军事领袖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
一般都深知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
吹者。其结果，在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郭嵩焘、左宗棠、刘长佑、沈
葆桢及其同僚的倡导下，创办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业。1861年曾国藩兴办的
安庆内军械所和此后建立的军火工业，可能都是在实际推行经世派的理想，
即利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帮助维护国家的秩序和权威。经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
主张保护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证国家资源不为私人谋利，但是，随着
开矿、通讯和交通工具以及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