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群治学社的三个成员开始发行一种报纸，它广泛流传，并把革命的要义
传到军界和武汉三镇以外的地方。当群治学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学社代
替时，后者也发行了一种报纸。大量的报纸宣传与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
文献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归国学生在尽可能靠近兵营的地方开设店
铺、客栈、茶馆、杂货店和其他铺号。许多这样的店铺成了革命组织的前线。
陆军部长委托一位美国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军已经趋向反满。①
在1910年，时机仍未成熟，军队不能单独行动，连试一下的准备也没
有充分做好。在湖北，象共进会和振武学社等组织发现还不可能进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军中取得的成绩并不一样。在1909年前，他们在
北方争取到的拥护者比南方少；但从那时起，同盟会会员开始担任北洋军中
的要职。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长期进行的广州，准备仍不充分。例如，同盟
会企图组织新军兵变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动现在真相大白，它不过是一次地方
暴动，而不是一次革命起义。这就是地方官员颟顸无能所引起的1910年2
月的广州暴动；革命派当时无非想利用（但没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
②
件。 他们在广东的问题是，他们在士兵中没有组织，虽然在中下级军官中
有大批同盟会会员。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动，政府开始惊慌失措。革命派是否
取得了象官方所认为的那种成就，这还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军的不
满情绪急剧加强，而清当局几乎是疯狂般地作出反应。部队来回调动频繁，
有时甚至被解散；军官经常被替换或解职；监视工作逐步加强；宵禁实施了，
各项规定普遍从严执行。振武学社决定更深地转入地下和寻找盟友。1911年
1月底，该社的领导人在武昌聚集，企图成立一个新的前沿组织，并为该组
织起了一个无碍时局的名称——文学社。在一个月内即已有约四百名新成员
入社。该区几乎每个营都有人入社。其领导人决定继续发行一种报纸，给每
个部队单位分发一份。武汉三镇各设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
以及有湖北军驻防的另外几个省里去。有的人甚至远去东北。
当文学社在加强其招募和宣传活动时，它发现自己在这些活动方面正与
共进会进行竞争。虽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但他们不能
协调他们的活动。文学社领导人的几名话说明，为湖北省新军提出的社会变
化的要求还根本不够：“我们是下等士兵；他们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 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
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 （第114 页）提出，到1911 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 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
（第76—77 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 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
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 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 第3 期（1975
年5 月）第689—715 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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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又聪明又有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
①
们，我们会一无所得。” 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
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
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
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
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
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
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
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
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
年召开国会 （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
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
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
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
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
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
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
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
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
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
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
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
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
①
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
②
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
① K。S。刘： 《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 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
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
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 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 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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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
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
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
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
①
与清廷对抗。”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
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
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
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
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
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
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
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
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
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
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
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
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
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
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
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
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
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
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
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
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
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
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
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
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
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
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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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
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
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
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
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
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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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
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
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
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
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
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
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
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
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
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
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
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
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
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
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
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
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
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
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
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
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
①
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 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
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
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
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
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
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
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
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
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
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
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