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初期，因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
名，所以学生曾被此词所吸引。但随着“支那”逐渐与在街头呵斥追逐中国
人的孩子们联系起来时，它就使人联想到中国的虚弱。在民国时期发生的一
些灾难和二十一条要求以后，中国人的愤怒变得愈加厉害了。但在明治时
期，这个过程还刚开始。③
日本通过示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了更积极的贡献。明治时期的最
后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涨的十年，它明显地表现在
与英国的结盟和对俄战争的胜利上。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甚至非常不关心
政治的留学生也有深刻的影响。一个年轻的河南人在日记里对他的学业或环
境不怎么关心，但对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却感到惊奇。乃木将军在旅顺口丧子
的故事赢得了他的钦佩；他写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爱国，以致她们之中
①
很少有与中国留学生结婚的。 梁启超描写了上野青年参军时其亲戚朋友热
烈欢送他们的场面，他说他看到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三字。他写道，见
此情景，不禁为之矍然肃然，不能忘怀。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来说，
最紧迫者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
自爱心和爱国心，这样国民就会爱其祖国。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
的自爱和爱国心。日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国民教育：爱国心》刚问世，就
立刻被北京大学堂官书局作为教科书翻译出版。许多论述爱国主义方面的日
本著作和传记很快都有了中译本。②
由于学生运动充当了培养中国民族主义的温床，所以留学生的人数自然
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绪的高昂或挫折，时而增加，时而减少。从数字看，留学
生在1906年以后锐减，虽然人数依然很可观。人数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
② 景梅九：《罪案》，第34 页。
③ 例如，郭沫若在1936 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
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24
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 期 （1965 年3 月，
第34—36 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 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
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① 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 《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第 277—336 页。关于乃木，见317 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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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不满。有些观察家认为，这种不满情
绪似乎是与那些受教育者质量下降的状况相符合的；事实上，日本刊物开始
觉察到，优秀的中国学生正被送到其他国家，只有不很合格的才来日本。这
些看法也许有些根据；美国首先免除了义和团之乱的赔款，作为1908年中
国学生的教育经费，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开始这样做。对准备差的学生
不加控制地涌进日本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和它的代表
们开始表示惊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开始规定选拔学生和选修课程的标
准，同时禁止受短期训练。日本的教育当局会同执行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
学生。这样，又转而引起留学生对本国政府和东道国的愤怒。根据学校毕业
生的数字，教学质量可能改进了，但学生组织和不满情绪也随之加强。1907
年两国达成协议：日本最好的国立高等学校将向中国留学生开放，让他们学
习正规课程；因此在以后两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这些学校入
学。1911年6月，中国政府安排在北京开办一所预科学校，以便培养到日本
高等专门学校求学的学生。到中国的月本教师的人数也有增加，他们有的自
办学校，有的也在中国学校任教。①
东京和北京的观察家们和官府的忧虑，因留学生变得日益自觉、激动和
警觉而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每一次冒犯只会更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并且使
他们的东道主和赞助人感到不便，往往还感到惶惧。1902年，章炳麟等人预
定组织一次集会来纪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后时刻被日本当局取消了。
同年，中国公使蔡钧决定拒绝为九名自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入学提供必要的
保证。一批留学生拒绝在公使接见他们以前离开公使馆，这时公使馆就召来
日本警察抓人，这就给留学生以口实来指责中国当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们
把本国国民从享受豁免权的中国使馆中赶出去。由于学生们早已听到蔡钧已
经上疏北京，说他们中间有人倾向革命，所以他们的愤怒更趋于白热化。被
捕和被驱逐出境的吴稚晖在被押送经过东京的锻冶桥时，企图跳河自杀。梁
启超也卷进了这场纠纷，他在他的《新民丛报》中谴责公使是“文明之敌”。
实藤调查了当时的十四种报纸，除了两种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学生。经
过日本官员和私人的广泛调解，达成了放宽学生保证这一规定的妥协。同
时，中国公使馆任命一名官员担任学生监督。此后不久公使被替换，这九名
留学生即进入成城学校就学。①
第二年，中国政府把攻读军事的留学生转到一所为入日本军事学校而新
办的预科学校。这是中国政府针对新公使的呼吁所作的相应措施，因为新公
使提出，日本陆军着重忠君爱国，服从长官，无不服管教或反对政府之危险。
① 关于1907 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 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
见第96 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 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 年，中国学校
邀请的356 名外籍教师中，有311 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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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作出规定，将选派一百名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官费留学生去受军事教
育。同时，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办了一所学校，使自费留学生也得以受军事
教育，尽管北京政府抵制这种学校。②
1903年中国留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行动，反对把中国少数民族和福建
人的产品放在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中展出。大阪商人也参加抗议。但到那时
为止，这些纠纷都没有导致中日对抗。由于这些年来日本反俄思潮泛滥（寺
尾亨教授就是积极推动战争的“七主战论者”之一），所以下一个事件，即
发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发生对抗
了。这次运动的引起是由于俄国拒绝按期撤出满洲和俄国对华提出了它开始
否认后来又承认的“七条要求”（奇怪的是它们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二十
一条要求），因为俄国人想长期在满洲盘据。中国的留学生从日本的报刊收
集情报，这些报刊对将会长期危害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没
有明显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动学生举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实上日本政府还因
害怕造成外交麻烦而加以阻挠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动无疑与日本的舆论是一
致的，并且还受到后者的欢迎。留学生自己在神田学生会中组织起来，组成
第一个拒俄义勇队，后来又组成学生军。留学生在慷慨激昂的场面中签名发
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声明，并且派代表回国敦促袁世凯总督宣战。不过袁世凯
的属员反而劝他们再去读书。中国政府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
①
人的要求。 日本外务省在接见北京的代表后，警告留学生说，他们的活动
正在给日本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正在这个时候，运动夭折，其组织改为毫不
掩饰其革命意图的军国民教育会。这一连串事件对利用各省刊物和学生会主
要学生组织来调动各省学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留学生中象黄兴和陈天华等
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机进一步进行民族主义的和反满的煽动。②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
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
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
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
命军》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
③
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 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
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 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
《1895—1904 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
217 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 期 （1954 年9 月）第
57—83 页。
③ 邹容： 《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 和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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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
1905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
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
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
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
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
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
②
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 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
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
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
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
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
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月7日，《朝日新
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
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
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
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
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
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
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
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
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
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
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
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年1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
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
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 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
81—121 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 页。又见欧内斯
特·杨：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 期 （1959 年）第113—162 页。关于陈
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 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 期（1952 年7 月）
第31 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 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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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有
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