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 第49 页；卷15 第41—42 页；卷16 第31 页；卷17 第14、15、36 页；
卷18 第26 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 第156—157 页。
②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 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
乱》，第142 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 第36、44 页；卷7 第23—24 页。《左文襄公全
集·书牍》，卷15 第59 页；卷16 第65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 第5 — 6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97—206、243、249—250 页。弗莱契特
林：《1863—1881 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 第3 期 （1939 年），
第483 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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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
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五百万斤粮食，价格极
其公道。1876年中期，三百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
①
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
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
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
乌鲁木齐东北十五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
击。左宗棠上报说，有六千名回民被杀，二百一十五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
——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次日，即8月18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
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
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
出城门之后被消灭。②
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一万五千人往东来到吐鲁番。他派了一支部队
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在肃州总
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
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
③
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
的北门锁钥。但在4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
④
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 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
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
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
并且为清军效劳。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
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
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
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左宗棠并不过
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
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
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①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 第34 页；卷16 第10 页；卷17 第5 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
作用的再评价》，第59 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 第3 — 4、58 页。
③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卷17 第11 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 第9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第35 页。
① 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 页。《左文襄公全集·书
牍》，卷18 第2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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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张曜于4月26日进入吐鲁番，
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四十英里的托克逊。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
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
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
总是得以逃脱。喀什噶尔在12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
俄国境内。1878年1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
留驻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
京商讨和战问题（见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请应在新疆设行省。甚至在那个时候
他就发现有中国的商人、农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迁入东疆，因此他相
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仅仅处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组织，就会使这
①
一地区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左宗棠的建议，虽在细节上有所修
改，在1884年付诸实行，也就在这一年刘锦棠变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抚（供
职期为1884—1891年）。北京最明确的动机是想节省新疆庞大勇营的维持
费用，因为甚至在伊犁危机以后这笔费用也每年高达七百九十万两。改新疆
为行省，便可预期把现有的军队减少到三万一千人。他们将被编入绿营，由
外省调拨协饷供给给养，每年所费拟减至四百八十万两（此数之百分之三十
将代新疆转拨给甘肃，以弥补该省为新疆输送军需品等支出的费用）。与此
同时，新疆的税收体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该省在财政上最后能达到自给的
程度。②
在行政组织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抚驻乌鲁木齐，全省拟划分为二十六个
州县、十个厅、六个府和四个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调查。从一千一百四十
万亩可耕地中可征收实物税粮食二千万斤，饲草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现金税
额仅被定为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两。旧时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继续留用，
在新制度下当乡约或书吏。他们实际上是税吏，而且“乡约之借势虐民，与
③
昔日之伯克无异也”。这里也开征厘金税，但在1892年即予取消，因为它
一年只不过收入厘金二万两略强一点。根据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俄国
商人在新疆享有“临时的”豁免纳税的身份，因此他们事实上经营着大部分
出入新疆的贸易。由于他们免交厘金税，所以要开征厘金，就不过意味着鼓
励所有其他商人去与俄国人合伙而已。来之不易的中国的这个新行省，必须
② 关于1878—1879 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
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 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 第77 页。
② 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 年新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 年），
第六——七章。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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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使之足与俄国的影响相抗衡，因为俄国的影响有比阿古
柏伯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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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海防
作为 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
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至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
①
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
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
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
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
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
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
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 1881年
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②
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
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
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
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 （三千人）、
湖北 （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
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
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
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
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①
淮军和它的问题
李鸿章1870年到达直隶后不久，他就开始把直隶的各西式训练部队统
编到他自己的军事组织中来，希望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地方力量。他开始从该
省约六千名绿营练军办起，想使他们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诸实行的同样的
操练和军事教育。他也分别获得北京的批准，任命淮军统领为该省绿营兵制
中的高级军官。崇厚的洋枪洋炮团队被李鸿章接收过来后，也重新加以训
练。李鸿章重新给大沽口设防，并在距河口十英里的濒河处建立了一座战略
性的城池。他还扩建了天津制造局，为此目的他从天津关税中摊了一部分款
子。②
① 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 页。
② 刘广京： 《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 页注35。
① 刘广京： 《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 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 页。
② 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 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 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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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似乎把淮军的训练交给了直隶的三位统领，其中以周盛传（1833
—1885年）最为积极认真。周盛传是一位身经对太平军和对捻军战争的宿
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统带着淮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劲旅，通常他管辖一
万多人。和李鸿章一样，周盛传也极端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当通晓
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鸿章推荐要购买克虏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
式等现代来复枪，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给李鸿章的呈文和他给自己部队下
达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仅要弄到和保养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
系统地训练官兵去使用它们。①
周盛传和其他勇营统领不一样的是，他还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练的优越
性。他不仅印发操典，而且经常亲自监督他的军队的操练，他还不断告诫营
官和哨官也要参加操练。对优秀神枪手又是发奖金，又是发“功牌”；操演
不好者则要受处分。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李鸿章送往德国受过训的淮军
军官之一的查连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传的表扬。②
虽然周盛传不想在他的部队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经常向外国人求教。
但是，他对外国人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进行辩护，有时则嗤之以鼻。
例如，戈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机中回到中国时，他
就很怀疑戈登的大部分军事建议；他甚至责怪李鸿章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
用的一些德国军官不懂得夜战和卧射的优越性。有时，周盛传也分明误解了
外国人建议的要点：例如他就曾讥笑过戈登关于游击式运动战法的主张。可
③
是，他指责戈登低估了高级技术的重要性，这又似乎是相当对的。周盛传
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
报、铁路）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至少用当时的中国标准来看，周盛传所部的各营是第一流的武装力量。
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
①
声。但是，周盛传本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说：这支军
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二十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不
是在装备方面，而是在勇营制度的军官的挑选和提升方面。周盛传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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