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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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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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云南的回民叛乱 (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 
  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 
  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 
  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 
  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 
  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 
  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 
  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 
  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 
  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 
                         ① 
  子纲,夫为妻纲)。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 
  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 
  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 
  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 
                                                                ② 
  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 
  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 
  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 
  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 
  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 
  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 
  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 
  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 
  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 
  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 
  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 

① 特别见金天柱: 《清真释疑》,第1、4 — 5、17、19—21、25—28 页。 
②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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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 
  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 (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 
  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 
  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 
  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 
  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 
  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 
  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 
   (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 
  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 
  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 
                                ① 
  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 
  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 
  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 
  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 
  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 
  龙 (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 
  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 
  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 
  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 
  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 
  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 
  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 
  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 
  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 
  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 
  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 
  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 
  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 

① 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36—184 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 

节者》,载 《中国论文集》,20 期 (1966 年)第86—118 页。 
① 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 第15—24、36—40 页;卷2 第1 — 2页。王树槐:《咸同 

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 页。 
② 黄家谟: 《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 、88—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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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 
  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 
  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 
  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 
  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 
  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 
  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 
  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 
  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 
  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 
  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 
  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 
  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 
  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 
  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 
  班迪教派和哈迪里 

  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 
  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 
  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 
  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 
  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 
  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 
  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 
       ① 
  客。 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 
  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①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 册第8 页;第2 册第106、111—131 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 

第118 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 页)。参照田 
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 年第4 期第141—150 页。 
① 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 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 

1873—1874 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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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 
  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 
  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 
  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 
  年在循化 (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 
  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 
  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 
  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 
  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 
  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 (属 
  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 
  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 
  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 
  发)和教师 (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 
  ① 

       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 
  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 
  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 
  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 
  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 
  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 
                                            ② 
  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 
  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 
  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 
  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 
  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 
        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 
  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 
  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 
  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棨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 册第311 页。佐口透:《十八和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 

社会史研究》,第559—579 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 
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 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 第35、63—64 页。 
② 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 第1 期 (1965 年)第135—137、141 

页。 
③ 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 页。 
① 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 册第311—312 页。 

… Page 182…

  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 
  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 
  而臭名昭著的胜保 (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 
  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 1863年 1 
  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 
  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 
                                         ② 
  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 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 
  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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