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
“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
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
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
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
①
时都改称为“洋”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第19—20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
54—56、76—78 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 第992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9、184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44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48 第12—14 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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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
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
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
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
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
772—481年）战国 （公元前403—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
①
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 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
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
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
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
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
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
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
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
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
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②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
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
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
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③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
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
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
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
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
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
页；第6 册第508—509 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4 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66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
卷2 第9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 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 第21 页。
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第9 页。陈虬：《经世
博议》，卷4 第8 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 年集），卷1 第6、14、19、20、29 页。陈炽：
《庸书》，卷8 第1 — 2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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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象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
务。但是，1862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
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
①
务的行政权力。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
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词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年郭嵩焘
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
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
权”。甚至在 1895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②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
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
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
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
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
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年曾纪泽
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
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
以中国人替换赫德。①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
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年第一次出现
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应
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
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
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
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
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须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年李蚯宓矍俊�
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1879
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②
①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45 页。李
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第112—120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7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 第4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 第44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 页。《海防档·机
器局》，卷1 第4 — 5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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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
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年他们试
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
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
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
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
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
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
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①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
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
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年），
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
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
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
“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
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
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
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
慌。因此，中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
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
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
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
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
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
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
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
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
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
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
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
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
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
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39、144、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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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
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
①
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
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
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②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
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纪末需要有
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
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
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 1860
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
权和国家平等 （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
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
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
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
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
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
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
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
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年他请清帝尽快
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中期，
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