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着又说：“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
①
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 不只曾国藩一个人强调孔子的这四个字。
1864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这四条原则的对外政策。1876年郭嵩焘
②
上疏建议，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后来，曾国藩进一步
阐明了这种思想：“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
笑之间，亦须有真意。”曾国藩继续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另一个人，其情
绪必形之于外，否则就是不诚。同样，如果中国和外国之间恢复了和平，中
国应该公平地对待外国人。③
郭嵩焘在1861年也持类似观点。他断言，纵观中国历史，中国用四种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397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 第32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 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 页。
④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第17—18 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 第17 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 第16 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卷8 第16 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 第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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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国人：正直的行为；讲究策略的计谋；令人敬畏的声誉和
仁慈的行为。关键之点在于诚笃原则是所有这四种方法的本质。这种诚笃外
交是郭嵩焘在余年中主张的对外政策理论的基础。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类观
点的另一位学者是冯桂芬。他说过，既然和平谈判已经成功，中国人就应该
坦诚地对待外国人，同时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动。某些官员如曾纪
④
泽，在七十年代继续阐明诚实和守信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这种守信的外
交政策与西方尊重条约的政策不谋而合，但是中国不是从西方学来的。从很
早的时候起，这种信念就已经成了中国人经世治国的一个因素。
“把握时机”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外，当时的开明之士还认识到中国必须
把握“变局”的时机，以图在军事上强盛起来。这种观点导致在天津进行西
式训练，建立神机营，利用西方武器反对太平军和建造兵工厂与轮船（见上
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强的倡议者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或不惜工本地
追求这种军事计划。事实上，他们谨慎地遵循某些原则。首先，由于他们一
开始就设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军事秘密教给中国人，中国必须偷偷地学习它
们。1864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之间的通信在讨论弹药生产和造船业时，都极
力强调学习外国人的军事秘密，但决不可引起别人的怀疑和不满。①
其次，这些高级官员坚决认为，中国在实行军事自强的计划时，应该始
终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这种态度表现在1862年李鸿章对于西洋教官训练
中国军队的疑心、1863年恭亲王和曾国藩坚持中国人控制李泰国…阿思本舰
队的行动（见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训练淮军时丁日昌力图抑
制其势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后，李鸿藻和荣禄由于耽心中国不能继续牢
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对利用西洋教官训练中国军队。最后，改革派曾试图
把技艺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六十年代初期，冯桂芬、李鸿章和丁日昌极力主
张，为了获得西方的优秀技能，必须改变科举制度，把便于选拔具有现代技
艺的人员的项目也包括在内。这个建议代表了当时最根本的和最进步的思
想，但它收效甚微。①
自强运动是中国对它在与西方关系中出现的危机的反应。“自强”一词
最初见于《易经》，它把天的本质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们要自强不息，
④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 册第187 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55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 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6 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
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 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2 第711—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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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够与天的这种气质协调一致。南宋时代，董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
和亚洲腹地各族人民的关系上。他争辩说，如果中国能够自强，它就无须害
②
怕这些夷狄。 自强的现代含义便是基于这一总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
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讨论过力求自强的问题。
自强运动必然涉及到“洋务”。“洋务”的含义与时俱变。1840年7月
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总的意思与“夷务”相同，即纯粹指与对外事务和
③
对外贸易有关的事务。 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来表示处理对西方（包
括俄国，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关系方面的事务。渐渐地，它开始指包括对
西洋人的关系以及有关西方的方法和机器在内的政府事务。但是在狭义上，
这个名词是指采用西洋技术知识。换言之，图强的具体计划中通常包括一个
模仿西洋方法的阶段。这可以称为“洋务运动”，或西化运动。自强是士大
夫的目标，而狭义的西化便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计划。虽然自强在理论上
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点实际上是模仿西洋技术。
1860—1880年期间，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这促进了较多地着重于
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论。这种觉醒是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变法），在
面临外国技术和经济挑战的情况下，变法与其说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
不如说是调整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所进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杂乱的。以自
强的名义设立的新机构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为应付特殊的紧急需要而
设立的暂时性机构。“局”这个名称现在开始含有比较值得重视的长期地位
的意思，这种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识地把它当作长期改革的组成部分
的结果。但“局”还未具有正规官僚机构的稳定地位。这种局（如中国轮船
招商局）须依靠官方保护人的势力来获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
攻击。
“变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变行政制度的主张，这是论述经世之学的
少数传统学者和官吏所坚决要求的。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顾炎武或者到
十九世纪初期的龚自珍，每隔一段较长的时期，就出现了比较带根本性质的
改革思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变法”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西
洋制度进行适时而积极的适应。在许多官员心目中，这的确是一个严肃问
题。在倭仁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为了引进西洋技术而改变中国制度，不仅是
堕落，而且也操之过急。可是象科举或练兵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
是主张西化的少数官员的初衷。李鸿章把他1864年关于改革兵制的建议称
为“变法”，虽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词汇，如“顺应”和“变革方案”
等。丁日昌在主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科举制度应适应西方技术时，提出了最大
胆的建议——他设想的八种考试科目中有四种与西方事务有关，即时事、军
② 《易经》，卷1 第5 页。《宋史》，卷414 第10 页。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
芮玛丽：《同治中兴》。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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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专长、自然科学以及外语和外交事务。 ①
李鸿章在1874年给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谈到了改革，当时他就海防问题
提出了条陈，同时引证《易经》，充分阐述了他的变革要求的意义。他作出
结论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1881
年1月他在给学者王辏г说囊环庑胖猩踔两驳酶用魅罚础澳谛氡浞ā薄！�
①在同一时期，敏感的官员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
王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都专门讨论过改革问题。改革思想当时进展很
小的事实，说明了它们遇到的障碍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二十年
间，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们只是徒托空言，实际上却与不可克服的制度和
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协，不过他们仍然力图把握住“变局”所提供的大好时
机。
“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
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
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
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因为它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识，它便被称
为“新学”，以示区别。从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的这种对比出发，便自
自然然出现了一种从文化上进行辨别和选择的态度，这包括阐述西学的内
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价值。
接受西学的运动在1860年以后有明显进步。如上所述，翻译西文的报
纸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被认为是获取外国情报的一种方法。1851年以
后，这种努力扩及对书籍的翻译。即使我们只估计那些在官方主持下进行的
翻译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观的。很多这些出
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兰雅和丁韪良的成果。如果我们再加上西方传教士
私人的翻译作品，数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些译著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津
梁。毫无疑问，这些译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广泛传阅。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
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
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
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
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
①
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 江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 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 期（1970 年）第34—36 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第10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2 页。李
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 第43 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 第4 期（1970 年）第1—20
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 第105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 第16 页。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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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
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
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
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
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
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
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
编》 （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
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
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
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 1866
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
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
①
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这些日
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
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
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
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
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