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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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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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 
  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 
  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 
  一口头禅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 
                                                               ② 
  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 
  制武器。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 
  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 
  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1843年1月,他的《海国图志》第 
  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 
  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 

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506 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 

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 第2 期 (1972 年)第151—204 页。 
① 姚莹: 《东溟文后集》,卷8 第10—11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 

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 (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 Page 132…

  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 
                                                          ②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①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 《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 (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 — 6页;卷85  (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 Page 133…

  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③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② 
  和钦差大臣胜保, 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①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4 页。徐继畬:《松龛先 

生全集》,卷1 第36 页。 
① 萧令裕: 《粤东市舶论》,第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 第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 第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 第10 期 (1965 年)第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 第1 期 (1941 年)第1 — 4页。夏燮:《中西纪 

事》,卷1 第19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 Page 134…

  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 
  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 
  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 
  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 
  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 
  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 
  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 
  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 
  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 
  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 
  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 
  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 
  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 
  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 
  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 
  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 
  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 
  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 
  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 
  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 
  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 
  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 
  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 
  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 
  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 
                                        ① 
  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第21—22 页;卷24 第36—37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1 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 页。 

… Page 135…

                                                                                 ②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应该承认, 
  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 
  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 
  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 
             ① 
  何作为。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 
  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 
  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 
  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 
  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 
  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 
  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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