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
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
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
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
《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
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
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
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十九世纪和二
十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
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
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
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
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
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
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
1890—1902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能够避免学术上老的狭隘地方主
义了，他们也研究中文资料，并试图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当1930年可以大
量使用有关清代外交事务的中文资料时，中国外交史的新时代开始了。特别
是在蒋廷黻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出现了，他们又使用中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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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渐使他们的研究符合近代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
标准。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它增进了西方对
中国的了解，并且开创了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新局面。日
本论述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公认。显然，也有人很花
力气去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其结果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
提供了他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释。
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献汇编有如下述（尽管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
个别官员的著作）：
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彦威和王亮合编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导言一卷和宣
统朝 （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卷。
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7卷。
7。《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点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1962年，
8卷）。
9。《宫中档光绪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1805—1874年），
3卷。
11。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7册。
12。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7册。
13。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册。
有关清代文献的类型、价值和传播，可参看费正清和邓嗣禹的《清代行
政研究三种》；有关宫廷礼制和政策，可看吴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
度的演进》。
当然已有大量文献丛书问世，它们提供了日文、朝鲜文和欧洲文字的各
该国外交关系的记载，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关于日本，
可看詹姆斯·莫利编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
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编辑的《1862—1927年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一
览》。
由于英国政策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现有的档案都有重要价
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档案文献（例如议会文件中的中国通讯部分和
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辩论部分）外，我们也可以参考伦敦档案局所藏外交部有
关中国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档卷：外交部第17号文件“中国政治通讯”，
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号文件“政治通讯”，1906—1932年；外交
部第228号文件“中国领事馆通讯”，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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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
档案”；以及外交部第682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1839—1939年。
又见罗惠民的《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1840—1914年，
又增补1915—1937年》。还有大部头的再版书《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
十九世纪），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研究丛书，计42卷。
在美国，这些档案已制成缩微胶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866
—》一书外，还可以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文献《中国：急件》、《中国：
指令》和《中国：领事馆报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资料都制成了
缩微胶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领事馆的报告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
案馆看到，见《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目录》。
有关俄国的资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见《红色档案，历史记事》，104
卷；鲁宾恰克编译，路易斯·鲍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编辑的《红色档案摘要：
苏联中央档案部历史记事》，106卷。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编的《中国
书目》中的条目；齐赫文斯基编的《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叶菲莫夫的《中
国近代史资料文献书目评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较为重要的辅助著作。关于外交关系的开创，见坂野正
高的《1858—1861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和徐中约的《中国进
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
关于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加紧活动的状况，见费正清作为背景材料编的
《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蒋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关系》，载《中
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3年第17期第1—106页；徐中约的《伊犁危机，
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伊斯特门的《1880—1885
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
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有关日本侵略朝鲜的论述，见康罗伊的《1868—1910年期间日本对朝鲜
的占领》；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
鲜》；C。I。尤金·金、金汉奎（音）的《1876—1910年朝鲜和帝国主义政策
的关系》；赵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鲜大院君的统治》；詹森的《日
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4章。
有关瓜分中国的威胁和义和团暴乱，可见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
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
京被围记》；埃德蒙·S。韦尔利的《1891—1900年英国、中国和反教骚动》；
L。K。杨的 《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有关俄国1900—1905年在满洲活动的论述，可见伦森编的《俄中战争》，
和陈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有关英日联盟方面的论述，可见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关美国之卷入满洲问题，可见亨特的《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
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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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
一些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
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
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
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
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
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
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
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
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
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
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
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
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
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
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
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
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
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
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
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
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
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青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
度，可见郝延平的 《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
—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
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
宗侗和刘凤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
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
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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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
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
《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
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
《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
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
保罗·科恩的 《王韬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
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和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
其敌人》一书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
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
尔敏1973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
中档光绪朝奏折》中有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
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
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
《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
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
（1878年）、马克·贝尔（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年）
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
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
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十九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
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年）《1862—1898
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