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1895年以后为了满足战争、债务和变法的需要又使税额猛增：凡此种
种加在一起就把平民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也许一个尚未加以具体研究的重大原因是那种讲求个人关系和社会责
任的体系已经分崩离析，而这种体系本来是能够缓和对抗和激烈的阶级冲突
的。这个体系曾经保持过农村社会上下一条心，此时则越来越破裂了。以往
地主或地方名流在歉收之年减免租赋，或向佃农和小农提供帮助和各种保
护，而此时这些情况越来越罕见，或者越来越成为麻烦的负担了。绅士名流
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地主离开土地迁居城镇，它虽然不是造成体系破裂的唯
一原因，却加剧了这种破裂，因为仍旧留在农村的地主肯定不会表现出更多
的儒者的仁爱之心。地主的无情，尤其是在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与佃
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实际上，这使感情更难建立，并
且使双方所借以承担义务的默契中的灵活性也减弱了；它直接打击了中国社
会赖以运转的中心观念——“感情”（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互惠意识，或者
勿宁说是不同境遇的人们之间互相承认对方和个人承担义务的情感）。十九
世纪末竟有那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慨叹上下“一心”已经不复存在，并且
感到传统做法的失败而寄希望于西方能够提供医治其制度的药方，这些现象
的出现可以说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许多小康的有地之家因受到战争破坏、官僚勒索或食指日繁之累
而败落下来，但它们在地方上仍旧起着集体负责的作用。充当着农村社会同
外界官府联系的中介。可是二十世纪之初的华北许多农村，贫穷使这些家庭
丧失了它们的代言人，以致再也没有这些人以书写的有力方式来反映它们的
利益了，所以，现在留给它们的只有一条道路：造反
民众运动及其社会影响
光绪和宣统时期当然没有发生可与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相比的农民
暴动。但是，这些规模空前的起义开始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社会，后来其他民
众运动又继续加以破坏，不过影响的大小各有不同而已。在1840至1911年
间，强弱程度不等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经历了1850年到1875年的高潮之
② 陶文见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学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附录中。又见铃木智夫：《晚
清减租理论的发展——＜租核＞之研究》，载上书第199—246 页。
③ 王业键：《1750—1911 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110—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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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运动有所缓和，然后在十九世纪之末又勃发起来。杨庆堃曾对《大清历朝
①
实录》记载的民众活动作过定量分析，其频繁程度有如下表：
1836— 1846— 1856— 1866— 1876— 1886— 1896—
年 份
1845年 1855年 1865年 1875年 1885年 1895年 1911年
事件发
246次 933次 2，332次 909次 385次 314次 653次
生次数
《实录》所提供的这些数字看来相当低于实际数字，在辛亥革命前尤其
如此。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
②
年285起。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紧接大规模动乱的相对平定之后，
事件的平均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也增加了。华北（尤其是直隶省）虽然
依然是动乱的主要地区，但动乱已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③
虽然这些事件都不能与太平军起义相比，但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
各省持续了三年，把清王朝拖入了反对列强的战争，接着发生的动乱又远及
四川和满洲。在广西，天地会在1898年发动的短命的起义，在1900年又恢
复了活动，并在1903年威胁到邻省。镇压这次起义动用了几十万军队，但
起义军还是坚持到了1906年。约从1890年起，政府被民变频起闹得惶惶不
可终日。④
这种民众骚乱有什么社会意义呢？在新的研究作出新的结论之前，看来
许多民众运动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没有公开宣称的或显而易见的社会目
的：它们无非是一些骚乱，只反教士、洋人和中国教徒，并且排满，或者反
对现代技术，而不反地主、富人或税吏。据杨庆堃统计，这类动乱在 1876
至1911年《实录》所载的事件中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主要从这类动乱
中产生了组织得更周密、对清帝国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骚动：即1891年
①
长江流域的排外风潮和义和团运动。
在这些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鼓动者和领导者当中
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和和尚之外，还有许多士绅
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上层地主和商人。农民与苦力、流浪汉、
无家可归者或青少年等，他们在起义军中占少数。义和团的情况就是如此。
① 杨庆堃： 《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
与控制》，第190 页。杨庆堃的全部统计只包括那些具有威胁公共秩序的社会抗议和骚动等特点的事件，
而略去了列为“皈依基督教”、“集体向政府捐助军费”和“地方自卫”等项目下的群众性活动。
② 汪诒荪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样将这些事件列了一表（第135 页）。
③ 杨庆堃： 《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78—187 页。
① 关于这些事件，参见皮雷蒙：《哥老会与1891 年的排外事件》，载谢诺编：《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民
间运动和秘密会社》。又见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1891—1900 年》，第19—44 页；刘
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第16—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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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堃的统计表明，《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发生的事件中有三分之一
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百分之五十七都属于统治阶
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
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
这就使得动乱都象是内战，而不象是阶级斗争了。
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
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
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
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
济条件。秘密会社具有结拜兄弟的各种特点。它们志在维持在官方秩序以外
的人们的生活，并对他们进行约束，从而使这一秩序不致彻底崩溃。它们在
传统社会中的结合，表现在它们的地方性、它们对过去太平盛世的向往、它
们的许多礼仪和它们传奇式的尊号。一旦形势需要，它们的领袖会毫不迟疑
地与政府当局妥协或互相勾结起来。在十九世纪之末，长江流域许多名门大
族至少有一个成员加入哥老会，以保护亲属免受会友的侵犯，同时又可使会
友得到地方当局的宽厚待遇。
因此，清末的许多动乱很难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战争或阶级斗
争。但是，我们仍不应当否认其经济和社会根源，也不应当根据单纯的政治
对立或叛逆来看待它们。事实上，每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的骚动，总是发生在
农业歉收或者地方经济出现灾难以后。1886年夏重庆粮价猛涨，愤怒的群众
就烧毁了新教教堂。长江流域在连年遭受水灾和歉收之后，1891年就发生了
骚动。自1895到1898年，山东发生天灾、饥馑及横征暴敛，接着就爆发了
义和团之乱。遭到袭击的传教士往往已经变成了仗势欺人的土地拥有者；他
们获得了大量土地，有些土地还是用欺诈手段夺取的族产或庙产，而且他们
只准许教徒耕种这些土地，却又拒不承担地方上的公共义务。中国教徒被指
责向洋人卖身投靠，以谋求不受当局的管辖和摆脱贫穷。拉帮结伙袭击传教
士的人和大批秘密会社的成员，恰恰都是那些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得到这种保
护的人们。锐气最盛的民众运动的领导人便是从这些人当中产生的。义和团
的两位主要领袖曹福田和张德成，一个是被遣散的士兵，一个是运河上因轮
船兴起而失业的船夫。
许多排外的骚乱威胁甚至抢动地方上被怀疑倚仗洋人的社会名流的财
产，而且还攻击衙门。拳民虽然主要是反对外国人，但是也提出了社会要求，
尽管他们是与清廷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纲领超不过原始性的劫富济贫，
以及主要旨在要求一般农民更爽快地供应粮食的“护民”的口号。但这种原
始的社会反抗始终是义和团行动的固有特征之一。1900年以后分散在北方和
四川等地农村继续进行抵抗的集团也都打着这种旗号。清末的排外和反满暴
动的特点之一并不是它们没有社会内容，而是简单的经济对抗被赋予了政治
色彩，这多半是受到秘密会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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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标志着清末特点的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
动也不仅仅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兵变、匪徒啸聚、劫掠、抢米风潮、抗税
暴动和抗租运动：这些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具体表现形式。骚乱常常通过
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会立即拒绝交租，甚至
痛打地主的监工以表示坚决的抗拒。官吏们变本加厉的暴戾和贪婪也激起了
一些地方性的小事件，例如群众可能把判决不公或下令增税的官吏赶出衙
门；参加公共工程建设的民工可能罢工抗议官员克扣工资；囚犯可能杀死百
般肆虐的狱卒等等。
在各种斗争方式中，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绝大多数。暴力针对统治机器
和压迫。群众袭击衙门、监狱、豪门富户、监工、税吏、高利贷者、商船和
公私粮仓；他们烧毁债券地契和帐本。暴乱的发展开始是缓慢的，然而一旦
展开便呈现其力量，有时只限于个人暴力行动，但是也可能发展到结成一支
名副其实的武装军队。暴动者利用乡下可以弄到的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如
长矛、大刀、棍棒、老式步枪等等；如果事态延续下去，他们还可能得到弹
药供应 （这要感谢秘密会社的帮助），甚至能得到兵员补充。州县官员和地
方名流都清楚知道，人民能够长期忍耐和等待；他们也知道适时让步就可能
扑灭一场正在酝酿的起义。然而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他们取得的成就越来
越小，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开始枯竭，这尤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一无所有，
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生活下去。一旦骚乱发生，官府便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
压以驱散肇事者，既不谋求仲裁，也不搞妥协。但使用武力似乎只会增加暴
力行动。①
除使用暴力以外，1880年以后社会动乱的特点是具有政治色彩。如果注
意《实录》所记载的骚动分布地区，就会发现这一特点。以京师为中心的北
方地区动乱最为频繁；差不多半数事件都是发生在行政中心如北京、各省省
②
会和府县治所。甚至那些偶发的小事件也都表现出这种政治色彩。例如农
民会抓走衙役，或者进城攻打衙门；或许还会有个把落魄文人加入饥饿的农
民一伙抢劫南方农村中的仓米，甚至张贴反诗。即使起事是出于个人或私人
原因，例如加租或家族世仇，但是人们都宁愿去攻击同对方有联系的政治权
力的象征。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义和团起事，社会动乱的政治色彩似乎主要是因
为秘密会社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大规模起义
失败以后，下层各阶级处于大混乱之中——人口流动、人心涣散、农村解体、
特权阶级重新掌权肆虐等等，这时它们才发现秘密会社成了那些突然感到身
①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
205—206 页。
② 关于对动乱实行剿或抚的手段，其统计参见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第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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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危境而束手无策的人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组织。秘密会社发展很快，大量的
散兵游勇、第一批受到技术现代化排挤而失业的牺牲者，都纷纷加入秘密会
社。例如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已被镇压、散兵游勇不
可胜数和轮运也最发达的这一地区，哥老会非常迅速的发展就不是偶然的现
象。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会社笃信反满思想，即使不首倡起事，也常常鼓动
起事分子向官府挑战。③
不过，在二十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
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其影响有任何实质性的减少。同革
命者一起采取行动，表明秘密会社的政治形象有所减弱。但是更说明问题的
是，几次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都是在没有秘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