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 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
第84、124、150、218、222、224 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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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 1897
年2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
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
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各省谘议
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 141，430
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
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
①
31人，其中有3名妇女。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只要是特别积极
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
②
刊引起公众注意。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
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
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
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
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
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
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
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
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
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
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
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
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
员仍然构成特权阶级的多数，但是另一些人已经通过工商业、军旅生涯和技
术工作而使自己跃居平民之上，挤进了上层阶级之中。更重要的是，绅士已
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
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
在一起了。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近代上层分子和农村上层分子中间，虽然利
益各异，但确实存在着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的一种结合。但
是，这根本谈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而正是这种
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尽管其中每个成
①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 页。
②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
报。参见吉波伦： 《秋瑾》，第233—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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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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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纵观
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
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
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
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
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年
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年上
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
起来的。①
②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年的十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万
③
一千人，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
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
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
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
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 （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
工人在1882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④
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
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
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
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
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
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
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
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
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
① 汪敬虞和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 年第3 期第43—51
页。
② 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 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国人开办
的工厂。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六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③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83
页。后者估计从1900 到1910 年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二十四万人，其中十万零九千人是在外商企
业中干活。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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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 它
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
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
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②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
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
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
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
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
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
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
③
三百二十天。 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大为
下降：物价平均涨一倍，而工资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
④
一顿饭。尽管一些大企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小小的医务室，开始
为工人的工伤付出微薄的补偿金 （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并且某些企业
主同意提供比较安全和卫生的劳动条件，但是多数工矿的工人仍然是在极其
①
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得不到任何保护。 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
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
况。对轻微过失动辄罚款和施加体刑，这样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纵监工对工人
横行霸道。②
工业劳动的技术性不强，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妨碍了工人采取联合行
动。然而，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
昌三地的工人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集中的地区，劳工的战
斗性最强。在1900到1910年间，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共有
工人七万六千人；这个时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罢工中，有三十六次是发生
③
在上海。 罢工频繁被外国资本家视为不祥之兆；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起码的
经济方面的不满，主要是反对低工资，也反对普遍恶劣的劳动条件。罢工是
自发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捣毁机器。外国公司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2—1233、1244—1246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1234—1240 页。谢诺：《1919—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94—108 页。
② 孙任以都：《清代矿工》，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探索》，第61—65 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22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98—1261 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54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7—1241 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4—
1216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16—1222 页。
③ 据汪敬虞的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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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动表明对现代工业企业存在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
欧洲那样。这种情绪是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从农民和工匠那里继承下来的。
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它是十九世纪后期民众反
帝运动的继续，并且还使劳工运动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按年代顺序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的工人罢工经历了三次高潮：1898至1899
年有十次罢工；1904至1906年有十五次罢工；1909年起至清政府垮台有三
十四次罢工。显然很容易使人断定，劳工运动是与当时政治事件的主要阶段
互相呼应的：首先是列强的侵入、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其次是民
族主义运动的复苏、抵制美货运动、同盟会的建立、湖南的反清暴动和宪政
运动的兴起；最后是共和革命。但是，只有1904至1906年的劳工运动看来
的确与政治事件有直接关联。广州的码头工人和上海、南京、武汉的工人确
实参加了抵制美货的活动；华新纱厂举行了反对日本资本家接管的罢工；萍
①
乡、浏阳和醴陵的三千名矿工参加了湖南的反清起义。不过在这些事件中，
无产阶级的作用只是对其他社会集团组织的政治运动给予支持。其他几次大
罢工与政治事件的巧合，似乎没有内在联系，而纯粹是由于经济情况造成
的：清末的通货膨胀和粮食歉收导致劳工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和产生其他的
不满。
尽管工人在大多数罢工中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无产阶
级还是深受使传统行会大受其害的地区和行帮对立的影响。例如某公司有同
乡或同工种的工人举行罢工，但它的其他工人却常常袖手旁观。
事实上，大城市的技术工人，尤其是机工、木工和织工，虽然已经受雇
于新式的机器厂，却仍然属于手工业社团，他们在进大工厂之前就是在这里
学艺和工作的。上海造船厂的木工和铁路上的机工，象手艺匠人那样加入同
样的行会。在工业化的前夕，行会能够施加充分的影响来维护其利益，尤其
是在工厂使用技工方面。工厂不得不利用行会作为代理人去招收熟练工，这
些工人被迫继续向行会交付会费。在辛亥革命前夕，参加行会基本上成了定
规，这样做常常是为了想从行会办的善举中得到好处。
非熟练工人多半组成帮或帮会，这是一些松散组织，由同一地区的无业
工人拥戴一个头目所组成。头目往往是包工的中介人。在某些地区和行业
中，秘密会社的影响也很大，例如三合会及其分会一向在矿工和搬运工中吸
收大量会徒。在广州和香港，秘密会社控制了各行各业。他们为了报复舰队
司令孤拔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