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来说，现代基督教音乐就好像摇滚乐和摇滚乐后期的流行音乐，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噪音。当青少年收听摇滚音乐时，父母就怕，希望他们越早把它关掉越好。“那些音乐令我们头痛！”许多家长如此抱怨。他们甚至怀疑摇滚音乐的节奏是否出于魔鬼？
现代音乐是适当的敬拜音乐吗？现代音乐是否只适用于传福音的聚会，而不适用于崇拜聚会？有些喜爱古典音乐的人，不幸目睹古典音乐、古典圣乐和传统圣诗的消逝，就不免悲从中来！难道文化文明就此终归无有吗？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圣乐与俗乐之间划出界线？怎样的圣乐才可称之为“神圣”的呢？
音乐其实是非常个人的，因此讨论起来相当的敏感。很多时候，教会就崇拜聚会中应采用何种音乐而引发激烈争辩。难道我们不可以在使用音乐赞美尊崇神的时候也同样得到平安与和谐吗？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有关敬拜的原则并加以遵守？
基要问题：我们的崇拜是以神为中心，
还是以人为中心？
什么是崇拜？圣经中的崇拜是“以神为中心”，是人对神，而不是对着我们自己。至于团契、教导、代祷、服侍有需要的人，这些乃是人对人的事工。传福音和宣教是对世界和世人的事工。但崇拜是指向神，是专注关乎神；也就是说，赞美神是神，称颂他的作为和他口出的话语。崇拜也是为了神。我们敬拜神和赞美他完全是为了他的喜悦和他的荣耀。
许多传统的福音派教会常常把崇拜弄得相当以人为中心，渗混着事务报告、恭贺、欢迎、感恩等项目（不是向着神，而是信徒之间的），把神的荣耀与壮严遮盖了。事实上，我们必须对崇拜音乐的风格和诗歌的歌词内容作审慎处理。比如，歌词是否导引人专注于神？歌词是否说明神的位格和他的属性？歌词是否让人在敬拜中感受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的感动？歌词是否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并宣扬神的作为？歌词是否平衡人的意志和心灵，且提升我们与神亲近？歌词是否挑战我们全然降服于神？歌词是否让人体认出我们之所以服侍神，是基于神的大能和他话语的激励？歌词是否指引我们的心灵朝向神，全然关注于神，而且完全为了神？抑或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只期望在崇拜中可以得到些什么或在散会之后有情绪上的满足。
我们是否把自己置于崇拜的中心，而不是将神摆在中心？华人教会的一大挑战是要回复到以神为中心的崇拜、以神为中心的讲道、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和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且依此为序。而现代音乐敬拜小组的组员必须重视他们的事奉，不但需要接受装备还得稳健成熟。不是每个有唱现代音乐天分的人就可以当一名好的崇拜主领。好的崇拜主领能领导会众的心朝向神并专注于神。
旧约时代的赞美是融合在崇拜中的，所谓的“全时间事奉者”不止于祭司，也包括利未人，看管圣殿工人和歌唱者。由此可见：一、音乐是崇拜中重要的一部分，二，音乐事工乃由音乐专业人士所负责。
新约时代的崇拜沿袭旧约时代犹太会堂的崇拜方式，这种崇拜方式是在新、旧两约之间形成的，内容包括四个要项：读律法书（神的话语）、教导、歌唱和祷告。而赞美，无论在新约或旧约时代，都是崇拜的一部分。
崇拜音乐的历史：
欣赏音乐大师的作品
综观教会历史会发现，崇拜音乐的风格不断经历改变；崇拜音乐几乎不时反映出当代人的文化与世界观。每一个世代，基督徒都会寻找他们认为最优美的音乐与诗词来赞美神。中世纪时，有人将该时期的歌曲汇集成册，如今所称之为的“格里高里清唱曲”，（GregorianChant）该名称取自负责领导此事工的教宗格里高里（Gregorius）。这些清唱圣歌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世代，并成为音乐历史的一部分。固然有人喜爱它，但有人则认为是老古董。无论如何，清唱曲对后来作曲大师有很深远的影响。
十六世纪，兴起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写了些圣诗，如《上主是坚固保障》（AMightyFortressLsOurGod）；歌词在于激励信徒起来与撒但打属灵的战争，靠着主，至终必得胜。传说当时有些圣诗的调子采用酒客在坊间酒舍喝啤酒时所吟唱的歌曲。但今天我们却称这些为“古典圣诗”。由此可见，一般人所喜爱的音乐确实可以用来献给神，并作为赞美上主的最佳献礼。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流行圣曲”是否能引导人朝向对神的专注呢？
巴哈（Bach）这位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家甚受马丁·路德的神学影响。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在教会以音乐事奉多年，平日靠写作合唱曲（Cantatas）、圣乐曲（Oratorios）和颂赞圣诗（Anthems）等维生。由于巴哈作曲是为了荣耀神，故其作品经得上时间的考验。他每星期为教会作曲一首，并在作品上注明“SDG”三个字母，意思是“惟独荣耀神”。与巴哈同期的人物亨德尔（Handel），独自在房间内与世隔绝三星期写成了《弥赛亚神曲》（TheMessiah）。写作当时因感受到神的庄严、肃穆和荣耀，不仅他本人感动得流泪满面，甚至令当时演出席上的贵宾英皇乔治，也感动到情不自禁地起身肃立聆听，从而沿袭至今成了传统。每当献唱弥赛亚神曲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时，听众都会起立聆听。巴哈与亨德尔不但是音乐大师，更同样抱持基督徒祈祷的心，窥视到这位无限全能真神的庄严与荣耀，而以音乐作出对他的回应。他们反映了当时十七世纪的世界观，那就是：神是创造者，配得我们敬拜；神的世界从他所设计的宇宙中之规律和结构表明出来。
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运动（Puritanmovement；1558—1660）乃谋求彻底改革教会的崇拜和所有圣工，以期能完全符合圣经原则。他们认为当时英国教会的崇拜及事工包含了太多传统、仪式和阶级。他们相信只有主耶稣才是王，是教会的主，而且他早已赏赐他的子民一本圣诗，就是圣经中的《诗篇》。因此，信徒要吟唱诗篇！以十六世纪日内瓦（Geneva）的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和他的同工为榜样，清教徒把《诗篇》加上韵律节拍。
以撒·华滋（LsaacWatts）是清教徒圣诗大师，被称为英语圣诗之父。他问他自己，如果大卫活在新约时代，他会写出不同的诗篇吗？所以，华滋将多则诗篇以新约的观点加以变换。今天我们所唱的圣诗《日月所照》（JesusShallReignWhere’ertheSun）正是取材《诗篇》第七十二篇的新约意译，另一首圣诗《乐我主临》（JoytotheWorld）亦取自《诗篇》第九十八篇。华滋不但写了许多诗篇，也写了不少我们今天称为古典的《圣诗》，如《哀哉，我主宝血流出》（AlaslAndDidMySaviorDie）及《每逢思想》（WhenISurveytheWondrousCross），这些诗歌能引导基督徒在灵修时，将心思意念集中在十字架上。
十八世纪的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Wesley）与其兄弟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在英国与美国的灵性复兴期间写下许多圣诗，主题集中在信徒个人在灵里对神恩典的体验。众所周知的《神圣纯爱》（LoveDivine）正是描述神的慈爱如何突然降临在信徒身上，使信徒灵里充满光明与喜乐。另一首极富神学意味的赞美诗《但愿所求》（AndCanItBeThatShouldGain？），其中第二节的歌词：“何等奇妙！永生主竟受死！有谁能解释这奥秘？神圣之爱，广阔深长，最高天使也难测量。上主怜悯，超过猜想，世人都当敬拜景仰。”即可听到卫斯理在默想神永恒计划时所经历到的奇妙感受。
喜爱现代音乐的信徒可能不会欣赏华滋和查尔斯·卫斯理圣诗的曲调，或任何古典音乐的形式。若我们让后人忘记华滋、卫斯理和其他伟大圣诗作者如威廉·古柏（WilliamCooper）和约翰·牛顿（JohnNewton，《奇异恩典》作者）所写的词句，不啻失去以神为中心的崇拜所蕴含的丰盛与深度。假如我们不能把“以神为中心的崇拜”之丰富传统传给我们的子孙，我们就没有把一个极其宝贵的资产——圣灵赐给基督普世身体的至宝礼物，传给我们的子孙。
华人基督徒文化的根源：
十九世纪美国农村和福音诗歌
事实上，华人教会所谓的“传统圣诗”并非如字面所谓的“传统”。圣诗在华滋与卫斯理时期达到高峰。此后，十九世纪也有不少英语教会的圣诗作者写下许多非常美丽的圣诗。但对圣乐历史家而言，华人教会所谓的“传统圣诗”在技术上可称之为“福音诗歌”。“传统圣诗”一般而言是没有副歌的。内容集中在颂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神的创造与救恩。而福音诗歌则有副歌。
十九世纪的福音诗歌大师有芬尼·克罗斯比（FannyCrosby）和埃拉·桑基（IraSankey）。他们的诗歌着重在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包括救恩和成圣。他们的诗歌多半属灵修、团契交通、鼓励和传福音性质，而不是崇拜的圣诗，适合在布道会中唱。但也有几首福音诗歌呼吁教会，在崇拜中要注目仰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你真伟大》（HowGreatThouArt）这首圣诗：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见星宿，又听见隆隆雷声，你的大工，遍满了宇宙中。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这首《你真伟大》原从斯堪迪那维亚（Scandinavia）传来。但较多的福音诗歌却为美国人所撰写。一些福音诗歌的调子采自流行于美国建国期间的民歌，该时适为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之前及战争期间。另一些则是取材自描写士兵离家参加南北战争的歌曲。今天这些曲调之所以在教会中被广泛地使用，乃因为美国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福音诗歌带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使这些诗歌变成了“标准”圣诗。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诗歌只是一个特别时期的音乐风格（正式名称是《浪漫主义》时期）。这类福音诗歌的歌词大多指向基督徒，而非专注于敬拜神。例如那首“在花园中”述说信徒自己与主耶稣交通的个人宝贵经验，而不是一首敬拜用的诗歌。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尚有晶莹朝露。
忽然我耳中听见温柔声，原来是我主耶稣。
他和我同在又和我谈心，并对我说我属于他。
我们同在时情境真佳美，没有别人能领会。”
基督徒从这些福音诗歌得到丰盛、鼓励和能力。但我们必须学会分辨这类“爱主”（灵修）形式的诗歌，和以三一神为中心的崇拜赞美诗歌是有所不同的。
“福音诗歌”成了传统音乐
为什么华人教会采用福音诗歌的形式而高举之为“传统”音乐呢？
部分原因可从中国教会历史上追溯。基督教会在中国真正的建立与发展，是在《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之后。这两条不平等条约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一八六O年后，有上千的基督教传教士从欧洲和北美来到中国。一九OO年后，来自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中南部的农村乡镇，他们有些在小城的基督教大学文学院受过四年的教育，也选修过几门圣经课程，惟大多数未曾接受正式神学院训练。他们回应当时慕迪（D·L·Moody）和约翰·莫特（JohnMott）二位的呼吁，献身作宣教士去中国、印度和非洲传福音。
这些有传福音负担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内地乡下城镇传福音。他们传给中国人的福音信息，常常附带十九世纪美国农村文化的包装，而此文化之中还包括许多福音诗歌。虽然这些诗歌的曲调或歌词并非出自中国人，但却广受中国基督徒喜爱，而且教会仍然将这些传统歌曲传递下去，如《耶稣恩友》，《爱传福音》，《古旧十架》和《侍主蒙福》等圣诗。
当中国教会“接受”了这些传统福音诗歌之后，教会就一直把它们保留到今天。一九五O和一九六O年代，美国的福音音乐大致上还肯定并加强这些“传统”。如约翰·彼得逊（JohnW·Peterson）所撰《充满喜乐》（HeavenCameDownandGloryFilledMySoul）。一九六O年代香港教会与团契的年轻人，甚喜爱那套十二册的《青年圣歌》（YouthHymns），以后还以蓝、红、绿色封面分别合订成三集。如今许多年届中年的基督徒，内心深处都存留有这些福音诗歌的烙印！一九六O年代的香港从一个难民文化转变为现代和都市文化。当时有些青年人目睹教会领袖的虚假和不公平作风而生反叛，于是离开教会而组成新的“福音堂”教会。由于这群青年人仍保留那些十九世纪末英国农村的音乐形式，因此福音诗歌的传统又再延续下去。虽然中国基督教领袖倪柝声亦曾撰写不少圣诗，但仍旧采用福音诗歌的曲调。
福音诗歌倾向注重信徒与主耶稣的个人关系，而不是整个教会一同敬拜赞颂三一的父神。福音诗歌另一方面所忽略的是一些教义，如：神的创造、神的护理（他看顾宇宙万物）和神在历史中对教会的计划等。古柏写的那首《上主作为何等奇妙，行事伟大神奇》（GodMovesinaMysteriousWay/Hiswonderstoperform）所教导的是：虽然有时神的引导好像多云的天空，但在“阴云”的背后，仍深藏他的笑容。这是何等深奥的思想！今天，我们喜欢歌唱耶稣如何爱我，但我们也需要学习敬慕神的属性、他的话语、他的国度、他的教会和他要在我们生命中作主、作王。
心意更新变化：
从耶稣人到现代崇拜
七十年代，美国许多从反文化（嬉皮士）运动中长成的青年人成为了基督徒。他们受许多传统的美国教会所排斥。他们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