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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幸的发展，起因是当时出现“新文化运动”。自从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示威，使这新文化运动的诉求达到了高峰。当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开始敌视基督教。这种反基督教言论，到了一九二二年演变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接下来，有规模、组织的“非基运动”（即非议基督教的运动）就从北京与上海爆发，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非基分子抗议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左右了国人的生活，甚至组织游行示威，吓阻基督徒不得到教会聚会。其后，反基督教的言论，甚至将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令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信徒的情绪更加低落。
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乃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涉。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以使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非基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奋兴作好了准备。
奋兴振作时期（1927～1937年）
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情有了新的面貌。国民政府瓦解了北洋军阀，结束割据的局面；并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国带进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政府的领导人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使过去的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中国教会的领袖决议把握时机，拟议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从一九三0年开始，企图在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数量与质量方面能够倍增。运动的主题口号是“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五年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的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也为此而提供了各种各样需用的资源、材料、方案等，有计划地分区推进。教会的气氛立时改观，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发挥出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检讨中，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复兴事工。最为人乐道的，就是著名的“山东大复兴”。这波复兴从一位欧洲宣教士简单而又扎实的信息开始，从山东地区的教会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圣经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中国人的心灵，赢取了许多人归信基督。同一时期，其他个别的团体也被主大大使用，使福音信息在许多地区，引领大批群众悔改，也挑旺了大批信徒的灵命。源自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领导人计志文，连同宋尚节等，将基督的福音铭刻在国人的心中。复兴的火焰炽烈地席卷整个中华大地。这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加上协进会有组织的五年运动，为中国教会的历史，写下了美丽且又光辉的一页。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服膺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为天国至死尽忠。复兴的火焰甚至也燃烧到海外地区。宋尚节所带领的复兴事工在南洋一带的教会中，留下了美好的足迹。在一些信徒当中，其影响历久不衰，直到如今。
灵命深化时期（1937～1949年）
主赐给中国教会这般的复兴，用意何在？许多人后来才体会到：上主的心意原来是要透过复兴，使教会作好准备，以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日之间的冲突，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泸沟桥事件”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展开了长期抗战的安排，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政策之一就是号召全面追随政府一同往中国内地迁移，藉以保存实力，与敌人对抗。许多沿海居民也无意成为日本占领区的百姓。结果大批国人就搬到中国的内陆与西部地区，当中也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内地的教会因而获得大批生力军。战乱之下的生活，生灵涂炭，朝不保夕，人心空虚，福音信息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命的意义与保障。结果到了抗战的后期，大规模的复兴又再度出现在中国的后方。复兴浪潮在大学生中尤其显著，也借此带动了个别教会的复兴。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乱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国的内战几乎立刻登场。战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才停下来。期间教会的事工，基本上沿着抗战时期的不稳定光景。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却因而得到操练的机会。上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许多工人，喂养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除了三十年代的奋兴家如计志文、宋尚节之外，其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都是今日信徒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教会因而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牢固、坚韧的灵命，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需要作出贡献。
华人教会的近貌（1949年之后）
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华人教会就分成两个部分，各自发展。在大陆的教会，从此就面对一个以无神论、马列思想作为意识取向的政权。由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与国策相悖，遂成了要接受改造的对象。坚持信仰立场的基督徒，在无神论的冲击之下，一再面对种种逼迫。宣教士碍于中国的政策，不得不陆续撤离大陆。中国基督徒只好独立面对这个崭新的局面。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中国教会逐步销声匿迹，似乎已渐渐萎缩，甚至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让海外人士担心，教会如何能够熬过这般折腾。然而，当中国再度开放之后，大家才惊叹上主作为的奇妙。祂不单保守了中国教会，胜过那火炼般的考验，而且信主的人数，急速上升。到了二十世纪结束时，一些估计认为：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大陆教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百倍，达到六千万之多！
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批国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移居海外。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基督徒在内。海外的华人教会因而获得充沛的人力资源。复兴的浪潮也扩展到这些海外地区，教会的生命力因而大幅度提升。到了八十年代，许多定居海外的华人，经过多年的耕耘，开始积累起较为丰厚的人力及财力资源。因此，香港、台湾、新马、美加等地的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部，皆经历了相当蓬勃的发展。这些教会也开始建立起较具深度的神学培训事工，并且开始投入普世差传的行列。华人教会的活力有效地发挥出来，成为了普世基督教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海外华人教会也与大陆上的教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预见，这两股分割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必能为耶稣基督的国度结出更为佳美的果子。
复兴运动催生了宣教运动，宣教运动则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建立。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可说是复兴浪潮下的教会。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原来是如此伟大的源流。先贤的心血，已为整个华人教会留下了美好的基业。如今，书写教会历史的笔，正握在你我手上。惟愿接下去的华人教会史更加璀璨，更荣耀上主的圣名。
问题研讨
一、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从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一再遭遇困难。然而，这些遭遇却为教会带来祝福。从中我们可以学习怎样的功课？
二、教会成长需要坚定的灵性来应对风浪，也需要真理的掌握以辨证福音的真确。这对今天在成长路上的信徒有何提醒？
三、海外与大陆的华人教会可以怎样整合，以发挥整体力量来服侍这个世代？
阅读建议
一、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一九六六年。
二、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三、魏外扬著：《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湾：宇宙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四、赵天恩著：《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七年。
七。宣教篇 第58课 差传之源与圣经信息／林国安
宣教篇的前言
在本篇中，“宣教”及“差传”为通用词。两者与英文的Mission一词都源于拉丁文的Misso（被差遣）及希腊文的apostolos（受差者和合本译作“使徒”）两词。因中文并无相应词汇，又无政府官方翻译作准，所以各人按教会传统及己意翻译；也有因喜好不同而引起辩论，此实无必要。笔者等以为只要词能达意便可，不必为字句浪费时间，最重要的乃是切实遵行主耶稣所赐“叫万民作主门徒”的大使命，明白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拣选及被差遣的，只是岗位不同而已。若不是在前方作“传者”（宣教士），就是在后方作“差者”（差遣及支援）。为配合以上精神，本篇将尽量使用“差传”一词，但在一些普遍通用的词汇上，亦会使用“宣教”一词，以免混淆，例如“宣教士”等。
另一个常引起争论的就是什么是差传事工？差传与布道有什么分别？定义与界限何在？为简明起见，现从三方面简述：首先是从堂会事工的角度看，假若事工的果子归于本堂会则属布道事工；果子归于别的堂会则可称之为差传。第二就是从障碍及难度的角度看，假若福音能不需要跨越障碍便能自然传递，这就是布道事工；但假若必须跨越地域、言语、阶层、族群等障碍才能传递，这就是差传的工作了。第三就是从福音工人呼召的角度看，假若工人作的是自然及正常的福音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呼召及差遣，这是布道事工；但假若工人必须有神进一步的呼召及差遣，这就是宣教士了。
差传并不是人血气的发明或是某教会或机构的主意，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本性及整本圣经的启示来说明差传事工的本质及内容。
差传之源
一、圣父是一位差传的神
圣经一开始便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后来神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女（参1：27），给他们灵命（参2：7），赐福他们（参1：28），给他们权柄管理一切。天父把所有的都赐给人类，只有一样他仍保留着，就是他的主权。无论我们属哪一种族，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他都是我们的父和主。神为什么对万民的灵魂焦急？因为万民都是属他的，但可惜他们不认识神、离开神，因此神为他们焦急，盼望他们回头，想办法劝导拯救，这是神与人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宣教行动。
在旧约时代，神派了先知、祭司、士师等，提醒、拯救以色列及外邦人。到了新约时代，他派自己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传讲天国福音，最后舍命，完成了救赎，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升天后，神差派他的众仆人到处宣讲福音，直到地极。“差派”代表了他对万民的爱心及关怀。神就是普世差传的总指挥，亲自拣选呼召，给他们使命与工作，差派他们出去。例如摩西、以赛亚及保罗等人，他们都是蒙召，是按神的旨意作工，不是他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他们。神差派，因为他要向人表示，他是他们的父，是惟一的主，他希望他们回头，又显示他们得救赎的方法。
神的惩罚彰显神的主权，也表明他与世人的关系。圣经记载神管教以色列人，神也管教埃及人，管教亚扪人……（参结25～32章）证明这些外族人与以色列人一样，都是神的国民，焉有国民不受国王之管辖？焉有儿女不受父亲之管教？神的惩治有洁净、警戒和教导的作用：人被管教，对神、对己都会加深认识。神施行审判的心意不是刑罚人，而是叫人回转。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结33：11）“……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
二、圣子是差传的神
圣子被差遣，离开自己的地方，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1：14）《希伯来书》称圣子是“使者”（参3：1），意即“被差遣去的人”，用现今的名词是“宣教士”。耶稣是跨越文化的宣教士，因他从神的地方来到人的地方，从灵体变成肉体，从无限的表达能力变成受限制的表达能力，从全能变成软弱，从全知变成学生，从主人变成仆人，从富足变成贫穷，从安享天堂福乐到经历尘世痛苦，从父怀中的独生子变成孤单的人子。
圣子的工作是普世的拯救。“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3：17）西面看见耶稣，就称颂神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2：30～32）耶稣不单向犹太人传教，也向撒马利亚妇人传道，更带领很多撒马利亚人悔改。他医治罗马百夫长的仆人，释放格拉森被鬼附者，又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他走遍各城各乡（参可3：7、8），传讲天国的福音。
圣子更颁下普世福音的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