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远离东南，远离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过着浓浓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岭卫护着它，它虽然也发生过各种冲撞，却没有卷入过铺盖九州的大灾荒，没有充当过赤地千里的大战场。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着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较少刺激，就永远有着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飞越崇山的渴望，就养育了一大批才思横溢的文学家。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沉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沉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沉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才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他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
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算是乡间的名胜。夏日，凉沁沁的石板底座上总睡着几个赤膊的农夫，走脚小贩摆开了摊子，孩子们绕着石柱奔跑。哪个农夫醒来了，并不立即起身，睁眼仰看着天，仰看着牌坊堂皇的顶端，嘟哝一声：“嗐，这家有钱！”走脚小贩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慢悠悠地接口。有一两句飘进孩子们的耳朵，于是知道，这叫贞节牌坊，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个。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婶婶婆婆多得很，为什么不来立呢？只好去问她们，打算把牌坊立在哪里。一阵恶骂，还抹下眼泪。
于是牌坊变得凶险起来。玩完了，也学农夫躺下，胡乱猜想。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偏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走脚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头。老头家像狗窝，大人们关照不要去，他是干盗墓营生的。有个晚上他又与几个伙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里。伙伴们听他口音有异，都是内行，一阵死拳，打成重伤，吐出来的是一枚铜戒，换来焦饼10张。从此，孩子们只嫌他脏，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说牌坊许多事。他说，立牌坊得讲资格，有钱人家，没过门的姑娘躲在绣房里成年不出，一听男方死了，见都没见过面呢，也跟着自杀；或者……
都是小孩子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得来神，他是低声说的：“真是奇怪，这些女人说是死了，坟里常常没有。”
乡下的孩子，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谁也解答不了，直到呆呆地年老。老了，再讲给孩子们听。
管它无字的牌坊呢，管它无人的空棺呢，只顾每天走进破残的尼姑庵，上学。
尼姑庵真让人吃惊。进门平常，转弯即有花廊，最后竟有满满实实的大花圃藏在北墙里边。不相信世间有那么多花，不相信这块熟悉的土地会挤出这么多颜色。孩子们一见这个花圃，先是惊叫一声，然后不再作声，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这个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时入魔，一辈子丢不下它。往后，再大的花园也能看到，但是，让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领略圣洁的灿烂的，是它。它在孩子们心头藏下了一种彩色的宗教。
女教师说，这些花是尼姑们种的。尼姑才细心呢，也不让别人进这个小园，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师说，不许把它搞坏。轻轻地拔草，轻轻地理下脚篱，不许把它碰着。搬来一些砖块砌成凳子，一人一个，端端地坐着，两手齐按膝盖，好好看。
终于要问老师，尼姑是什么。女教师说了几句。又说不清，孩子们挺失望。
两年以后，大扫除，女教师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将一把扫帚扎在竹竿上，去扫屋梁。忽然掉下一个布包，急急打开，竟是一叠绣品。一幅一幅翻看，引来一阵阵惊呼。大多是花，与花圃里的一样多，一样艳，一样活。这里有的，花圃里都有了；花圃里有的，这里都有了。还绣着一些成对的鸟，丝线的羽毛不信是假，好多小手都伸上去摸，女教师阻止了。问她是什么鸟，竟又红着脸不知道。问她这是尼姑们绣的吗，她点点头。问尼姑们在哪里学得这般好功夫，她说，从小在绣房里。这些她都知道。
绣房这个词，已第二次听到。第一次从盗墓老头的脏嘴里。那天放学，直着两眼胡思乱想。真想找老头问问，那些立了牌坊的绣房姑娘，会不会从坟墓里逃出来，躲到尼姑庵种花来了。可惜，老头早已死了。
只好与小朋友一起讨论。年纪最大的一个口气也大，说，很多出殡都是假的，待我编一个故事，你们等着听。他一直没编出来。孩子们脑中只留下一些零乱的联想，每天看见花圃，就会想到牌坊，想到布幔重重的灵堂，飞窜的小船，老人的哑哭，下帘的快轿……颠三例四。
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老师们极爱清洁，喝口水，先把河水打上来，用明矾沉淀两天，再轻轻舀到水壶里，煮开，拿出一个雪白的杯子，倒上，才轻轻地呷一口，牙齿比杯子还白。看到孩子在看，笑一笑，转过脸去，再呷一口。然后掏出折成小四方的手绢，抹一下嘴唇。谁见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以前，渴了，就下到河滩上捧一捧水。老师再三叮咛，以后决不许了。可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些教师都是大户小姐，讲究。
学生一大就麻烦，开始琢磨老师。寒假了，她们不回家，她们家不过年吗？不吃年夜饭吗？暑假了，她们也不回家，那么长的暑假，知了叫得烦人，校门紧闭着，她们不冷清吗？大人说，送些瓜给你们老师吧，她们没什么吃的。不敢去，她们会喜欢瓜吗？会把瓜煮熟了吃吗？大人也疑惑，就不送了吧。一个初夏的星期天，离学校不远的集镇上，一位女教师买了一捧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遇到学生，也没遇到熟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灿灿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家家都有杨梅树，家家大人昨天才知道，老师是愿意吃杨梅的。